第一缕灰色的晨光撒在积雪覆盖的街道上。外面空无一人，只有我和戈尔洛夫带着旅行袋和马刀站在“白雁”客栈的门口。
“你认为咱们保护的是什么东西？”我大声问道。
戈尔洛夫没有回答。我环顾四周，发现他走到巷道上呕吐去了。回来时好像没事的样子，皱着眉头，显然是酗酒后有不适的反应。“这样的天气去旅行还不错。你刚才说什么？”
“这些人雇用卫兵究竟是要保护什么重要的东西呢？”我问。
“谁知道呢？谁管这个？”戈尔洛夫这时注意到有四个高个子的俄国警察，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蓝色的警察大衣，蹲在巷道尽头离我们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他们阴沉沉的，在嘀咕着什么。尽管戈尔洛夫身体不适，还是感到很好奇。他朝那边逛过去，我跟在他背后。看到让警察们感兴趣的东西我猝然停下了脚步。原来在巷道的两个圆桶中间躺着一具尸体，已经冻得变了形。戈尔洛夫不顾警察是否有什么禁令，用俄语向这些警察询问，然后把警察的回答翻译给我听：“一个人给狼吃了。”
“在城市里头？”我有点不相信。
“周围到处都有狼，但狼只有闻到血腥味才来。他一定是喝醉了，倒在地下的时候，伤着了自己。”
一阵凉意冰冷了我的魂魄；我走上前去，俯视着死人那毫无血色、冰冻着的脸。是希拉姆·马什。
那辆雪橇按约定来了，我们走上前去，也不跟车夫打招呼。戈尔洛夫一副怒冲冲的样子，我则沉着脸。尽管今天早上天一亮就看到了一个死人，着实令人恐怖，但天气还是不错。晨曦撒满了俄国的天空，犹如天边开放的一朵玫瑰花，把花瓣一般的云彩都照成了粉红色。在熹微的晨光中我们走过空荡荡的大街，穿过杜布瓦家住宅所在的那条林荫道，沿着涅瓦河岸边一排楼房前进。雪橇拐进一个弧形的车道，在车道的尽头有一幢房屋，门口立着支柱。屋子的前面停着一辆让人咋舌的雪橇。
这辆雪橇比我见到过的任何一辆雪橇都要大两倍，甚至比英国运送邮件和旅客的马车还要大。与佩奥特里驾驶着穿过俄国边境的那辆雪橇不同，这辆雪橇的四周都裹得严严实实，上面是圆顶的盖子，盖子和平展的底板都是用同样光洁的木头做成的。右边的窗口镶着板子和带铰链的窗门；车尾与车夫座位相对的地方有一个瓷砖做的烟囱，不时地还有烟随风飘到宁静的空气中。整个结构都是用雕刻、上油漆的板子镶嵌而成，边缘上还镀了金，最下面是优质钢做成的滑板，前头十匹马分成两排，马鼻子抽搐着，冒着热气。
把我们从“白雁”客栈运到这儿来的雪橇与这辆大雪橇相比简直就是孩子的玩具，它没有停在这个庞然大物旁边，而是停在了房屋前面角落里的一个岗亭前。戈尔洛夫和我走进这个岗亭，发现杜布瓦、米特斯基亲王和谢特菲尔德都在等着我们。“先生们，”杜布瓦说着，紧握住我们的手。米特斯基手里拿着一块法国进口的丝绸手绢，不停地搓揉着他那红色的手指；这时他也停下手来，心不在焉地捏了一把我们的手心。谢特菲尔德则用一种在我看来是做作的镇静跟我们打招呼。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杜布瓦说。“所有的女士都进了雪橇，只有米特斯基公主，马上就来。”
“女士们？”戈尔洛夫和我同时问道。
“是的，”杜布瓦说。“说的货物……就是我们的女儿。”
戈尔洛夫和我两个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究竟站了多久我也说不清。但可以肯定，我们的确是十二分的惊讶。在那一刻我们才明白了为什么这三个父亲对这件事如此的关心，情愿出天价来保护他们的女儿不受到任何威胁。这样高昂的代价换了俄国其他任何人都是不会答应的。
“有几位女士？”我问道，在震惊之余我已经改用英语说话了。
“五个，”谢特菲尔德回答道。“还有两个侍女。米特斯基公主必须赶到莫斯科去，参加她跟一个皇室亲戚的订婚仪式。这个日子不能误了。”
戈尔洛夫用眼睛看着我们俩的交谈，没有吱声。“马在哪里？”我问。米特斯基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在外面。两个马夫各牵着一匹毛色油亮的灰马走过来，把它们系在雪橇尾部的一个黄铜环上。
“没有马鞍，”我指着马说。
“装进行李箱去了，”米特斯基回答说。我朝雪橇望去。马夫不用再为马匹准备什么就
走了。我刚转过身来，米特斯基就打断了我的话：“你们不能骑马。要等走出了圣彼得堡之后才能骑马。你们不是武装的保卫人员。”
“如果你们让我们领头骑马，让车夫和仆役——”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得像旅客一样骑马。”
我把这一切用法语向戈尔洛夫做了解释，然后说：“好吧，先生们，只要我们在城里，而且是安全的，我们就照你们的意思去办。不过我现在得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就会像军人一样，我们本身就是军人，而不会为了装样子去危及别人和我们自己的安全。”
“如果早知道你们不按我们的意思去办，”杜布瓦说，“我们是不会雇用你们的。”
房屋的前门突然打开了，娜塔莎·米特斯基走了出来，这是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少女，高高的个子，漆黑的头发，像她父亲一样肥大的身材，长着番茄一样的鼻子，傲然地朝雪橇走来。她的身后跟着六七个裁缝和侍女，有的在过道上托着她裙子的后摆，有的慌慌张张地给她拉衣服的花边，有的拍着她的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