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直到天黑才兴冲冲地赶回家，他一跨进家门立刻就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呆了。
客厅里闯进来许多人，有认识的，像表哥肖三哥、肖二哥，也有许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来人有的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有的干脆打赤膊，有人站着，也有人蹲着；有人胳臂上吊着绷带，绷带还在往外渗血，也有人脸上头上还粘着血糊糊的泥土，把原本十分干净整洁的客厅弄得脏乎乎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难闻的汗臭和血腥气味。
我父亲的家是一幢坐落在汉口英租界内咸安坊的三层小楼，这幢小楼至今还在，地名仍然未改，但是主要产权已经收归当地政府所有。1995年我代表父亲同武汉有关部门洽谈剩余产权问题时，看见这幢历经岁月沧桑的小楼外表依然坚固，内部却早已面目全非。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名字叫张松樵，又名邓旋宗，他的身份是武汉裕华纱厂的老板，在湖北省算得上一个声名显赫的实业家。张松樵平时多数时候并不待在家里而是住在江对岸的武昌，因为他老人家爱厂如命，要是机器不响他就睡不着觉。这天他刚好返回汉口休息，因此家里才贸然闯来许多陌生人。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好一阵我父亲才弄明白，原来日本人把炸弹扔进原料场，炸死一名搬运工，伤了十几个人。
在我父亲记忆中，这是日本飞机第二次空袭武汉。头次大约在春节过后，因为规模不大；炸弹都落在江水里，城市和工厂均安全无恙。但是空袭还是导致厂里多名女工受伤，她们都是因为惊惶失措许多人挤下楼梯来自己摔伤了，还有人因此落下残疾。但是这次不同了，日本人的炸弹终于落到厂子里，并且炸死了人。
来人显得很烦躁，他们都是武汉当地人，脾气都很火爆，敞着喉咙说话，往地上大口啐痰，也有人把辛辣的河南旱烟抽得叭嗒叭嗒响，令屋子里烟雾腾腾空气混浊不堪。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忽然安静下来，他们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好像滚雷一样在头顶上响起来。
人们赶紧站直身子，毕恭毕敬鸦雀无声。
长辈都说，我爷爷张松樵其实是个小个子，身长不到五尺，换算成今天的计量标准也就一米六十左右吧，但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却是人们心目中财富和资本的象征。据武汉市工商联协会撰写《张松樵传》载，张松樵“声音洪亮，办事果敢”，“耳垂肥大，双臂过膝”，民间说法就是“有异人相”。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李宗仁）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