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5)

如同一个演员在表演自己的悲惨状况,表演自己如何经受折磨(这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受虐实际上也是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就有着这种对人性柔弱的揭示;卢梭的《忏悔录》和波德莱尔的诗作更是展示了人类受虐的幻想;基督教早期的使徒自愿受难,他们遭受残酷鞭打时,一直在面对着一个观众:上帝。被爱和受难在信仰的层面被结合起来了。可是,陈希我笔下的人物没有上帝,只有变态。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拿什么来拯救你的变态?

这是一个极端的追问,而陈希我走的正是一条极致化的写作道路。他的尖锐和坚决,旨在唤醒我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觉悟。陈希我似乎在说,当麻木、变态成了一种时代病,我们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恢复对生命的真实感受,恢复一种精神的痛感,并重新找回存在的坐标。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自己存在。……他不仅像现存物一样可认知,而且他自身自由决定什么应该存在。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15当陈希我在作品中将现代人的处境指认为一种精神变态的处境时,很显然,他使我们加深了在一种没有信仰的状况下,人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的思索。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垂直关系(人和天,人和上帝)被贬低,人的水平关系被抬高了。可是,人的地位获得自我提升之后,并没有给人的生存带来幸福,它反而把人类推到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一书中说:“目前看来,我们已被包围在一个再也碰不到上帝的世界。人对于新得到的自由觉得满意吗?上帝不再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之后,人是不是找到更深的内在生活?人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到人际关系?人现在是不是更有智慧、更情愿割舍自私而能积极地为一个更好的明日世界努力?现代人是不是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了解生活中所有的作为,甚至各种困境的意义?现在有谁可以托付我们的生命、盼望、忧伤?给未来学家?给科学家?给主张科技专政者?给艺术家?给诗人?给教授?给经济学家?给历史学家?给政治家?若假定现代人的疏离,其发生之根本原因为人不能够在科学、科技所塑造的现代世界中看出上帝的临在(暂不论是何理由造成这个现象),这假定有没有道理呢?”16即便是喊出“我们杀了上帝,我们是他的谋杀者”的尼采,也不得不用隐喻的方式承认,离弃了上帝,人类的生存将陷入阴沉与怪诞:“太阳已经被消灭了,夜已降临,天愈来愈黑,我们在无尽的虚无中犯错。地球松脱于太阳,我们被剥夺了所有坚固的支撑,我们前仆后跌,步履踉跄。”17尼采感觉自己被抛入了孤独的深谷,再也找不到避难之所了,于是,他警告我们:人所肩负的是人力永远无法负担的重担。

陈希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尼采的这一警告。他的变态母题,丰富了当代文学对存在的探索,使文学重新站立在灵魂的面前,获得了提问存在的能力。借着陈希我的努力,现代人的生存问题再一次强烈地摆在我们面前。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我们要从哪里才能找到拯救的力量?卡夫卡的困境是:有天堂,但没有道路。陈希我似乎更决绝,在他那里,天堂与道路均已陷落,人世间只留下了一堆非人的事物,它来自变态的心灵。

人已经不能以正常的人的方式活着了。用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的话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看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随同消费社会一同快乐的作家们,他们有什么理由快乐呢?难道那些精神的重担,真的可以轻松地从我们的肩上卸下?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他的写作,或许不能给现代人疾病丛生的生存提供拯救的力量,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疾病本身,看到了现代人的精神伤口,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力量?雨果说,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会黯然神伤。今天,我们面对自己的灵魂时,就不仅是黯然神伤了,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痛苦、绝望和内心的撕裂——陈希我的小说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我相信,它的价值,将随着我们生存境遇的不断严峻而变得越来越显著。

2005年12月13日改定

(《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