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道藩的为人，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文化高官，给他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张道藩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一九年赴欧“勤工俭学”，与徐悲鸿以官费生赴欧是同一年。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美术系，又转到法国，入学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步了徐悲鸿后尘。在法国时参加“天狗会”，与徐悲鸿蒋碧微是好友。他自称，在巴黎与蒋碧微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的美貌与气质所倾倒，无奈于“名花有主”。
张道藩回国后被蒋介石看中，画技就此止步，仕途却一路走高。他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内政、教育等部次长，曾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社，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在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明确之时，张道藩力主抗战，亲自写剧本鼓吹抗日之声，徐悲鸿写过剧评《张道藩先生近作话剧》，刊登在《中央日报》。
一九三八年，张道藩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兼任主任。迁都重庆后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而张道藩主管抗战宣传时，也确实努力做了不少事，前面说到他曾与徐悲鸿、宗白华一同担保田汉出狱，就是一例。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爱国影片与歌曲，就出在那一个非常时期。显然，张道藩效忠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理念不合，但不乏爱国热忱。
我到台湾采访，听一位老作家谈到张道藩，说这位“党国部长”在台湾文化界颇有口碑。一九五○年台湾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张道藩创办“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培养鼓励一批青年作家、诗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台湾文坛精英。
张道藩留洋学画出身，也时常作画自娱或赠与他人，与他的政坛佳绩相比，当然差距甚大，与徐悲鸿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但因此说他的画一无是处，也不符合事实。张道藩曾向齐白石拜师做入室弟子，而齐白石对其艺术造诣给予肯定，曾在他的一幅《凤尾花》上题款：“道藩仁弟自及门以业，作画此属第一幅，气势高下，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此花名凤尾，能舍胭脂气，予之嫡派也，予喜之，因题记归之，丙戌八十六岁白石。”专家告诉我，他留给蒋碧微的画，不着商业色彩，颇有清新之气。
其实张道藩在徐悲鸿生命中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尽管进入的方式有些特别。为什么蒋碧微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却把许多赞美之词送给他，说他热情洋溢、体贴入微、忠实可靠，死心塌地地爱他？恐怕不是毫无根据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徐悲鸿在广州、长沙、香港举办画展后，到达重庆，继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此时，蒋碧微带着两个孩子已经从南京来到重庆，住在渝简马路一处名叫“光第”的私宅，这是山城的一栋两层楼房，二楼租给了三户人家，蒋碧微租了两间。徐悲鸿在青年会的朋友那里住了一夜，次日在那里碰到了蒋碧微。
徐悲鸿不会想到，蒋碧微会把她生活的一切，都不曾遗漏地写信告诉张道藩：“宗：清晨六时起身，因为我要送孩子上学，七点钟出门，到川东小学办完一切手续，留下两个孩子在校上课。步行出来，忽然天气放晴，阳光显露，精神为之一振，因此我就去青年会看朋友。到了那儿，竟然听说悲鸿已于昨天抵渝，就住在青年会。不久他被朋友喊出来和我见面，彼此握一握手，仿佛无话可说。朋友邀我们一道出去逛马路，我默察他谈话时的语意，大概他很想搬来我家里住，但是他既没有明说，我当然也就装不知道。”
对于蒋碧微的冷漠，也许徐悲鸿早有思想准备，毕竟他们彼此伤害得太深。他深知蒋碧微的脾性，只是猜不到她的态度背后，还有另一个人的影子。还在他到重庆之时，蒋碧微收到了张道藩的信：“雪：我今早苦闷极了，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见你，有了苦向谁诉去?雪，你此刻会在想念我吗?我精神的无线电你会感应到吗?计算‘他’也快到了，你或者又要受气了。雪，我心里难受得不能支持，我希望今天有什么可以安慰我一下，最好是收到你的信。唉!你已经寄了给我吗？它今天恰巧会到吗？”
蒋碧微有点奇怪，张道藩信里说“计算‘他’也快到了”，应该是长年奔波在外的徐悲鸿，他怎会知道徐悲鸿快到重庆了呢？以张道藩的地位和身份，其实不难知道一个画家的行踪，他却以如此委婉的语气转告情人。
显然，张道藩是恋爱行家，他知道蒋碧微吃软不吃硬，从不命令她做什么，却让她心甘情愿地献身，而徐悲鸿性格耿直，做什么和说什么，都是坦然自若，他以此真诚面对他的友人，得到了很多的友谊和回报，可与蒋碧微相处屡屡碰壁。
当时陪同徐悲鸿回家的，是老友徐仲年、顾了然，也与蒋碧微相识。徐悲鸿带上两管玉屏箫和一件贵州生丝衣料，送给蒋碧微当见面礼。徐悲鸿也给儿女带了礼物，孩子欢呼雀跃。在表面的一派祥和气氛之下，是蒋碧微的感情排斥，她所有的牵挂早已全部给了她的情人：“我对于道藩的惦念与日俱增，正在愁肠百结，忧心忡忡的时候，忽然一片阴霾闪进了我们草草布成的‘光第’寓所，闪进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生活与感情双方面，起了莫大的波澜，陷入无比的困扰。”
第二天，徐悲鸿住进吴稚晖先生家，就在“光第”私宅的对面山坡之上。当时，同住的还有吕斯百、吴作人夫妇，徐悲鸿对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布置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我是个朋友吧，她也应该招待啊，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