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结婚证被收了过去，发放了一张白色的纸片。姓名。公章。去你妈的吧！我接过纸片就把它撕碎了，再把碎片洒向天空和大地。然后，直接奔向长途汽车站。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很快离开孝感。董馆长却被调到省里去了。
我一直以为董馆长已经是一个老头。一直没有看到他也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学爱好者。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土生土长拖家带口的孝感老头，在朝思暮想不择手段地往武汉市调动。更是一直以为他那么热情地接待省里下来的人，只是他的工作，他在竭力为我说好话，甘当伯乐和人梯。而他在公开场合听任我歌颂他亲自修改剧本，仅仅只是满足一下虚荣心。董馆长实际年龄三十七岁，他走了我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他五六十岁呢。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哪个泥巴腿子，不想变成城市户口？这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哪个业余作者，不想变成大城市的专业作家？这也等于一步登天啊！为了这个目的，谁还和你讲客气！讲道理？讲道德？讲良心？
心情一败坏，灵感就远离了。生活里就只剩下悔恨，沮丧和颓废了。新的流行歌曲层出不穷，满天飞舞，迅速窜红的小歌手（大约叫程琳吧？），在县城百货大楼的大喇叭里，用悲腔反反复复地叫喊谁也不懂的闽南语"酒干倘卖无"，我不再动情，农民们也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农民们还是想看戏，还是想看《小寡妇上坟》，《秦香莲告状》，《七仙女配董永》。我再也无法提笔写剧本。请你们滚开一些。女声合唱队解散。都快快嫁人吧。时间立刻变得漫长难熬。冬天的西北风刮个不停，我的塑料薄膜窗户寒风嗖嗖。蜷缩在被窝里，脚板冰凉，脚后跟却红肿肥大，这是冻疮。床板上再垫一捆稻草再垫一捆稻草。夏天，酷暑难当，茅坑的蛆虫长出了长长的尾巴，纷纷爬行到我的房间门口（为什么呢？）。他妈的，拿农药来！到处洒满六六粉！杀不绝赶不尽的苍蝇和蚊子啊！猪圈附近的屎壳郎，灶台周围的鼻涕虫，小河边的蚂蟥，都是非常可怕的虫虫，我害怕这些小虫虫！我患了疟疾，冷一阵热一阵，死灰色的嘴唇，蜡黄的脸，云里雾里，头昏眼花。奎宁！我需要吃奎宁！漫长的三年啊！
原来，事物都是有辩证法的。武大毕业算狗屁！小姑娘完全不懂社会的辩证法！当我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之后，没有把握住机会，就会死搬硬套地假装谦虚谨慎，但是，又还不懂得卑躬屈膝，更不懂得请客送礼。此外还有尺度！在什么场合应该表现董馆长（无人的场合啊！），在什么场合应该表现自己（有领导的场合啊！）。我，却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了他（以为他就会感动，就会尽快促成我的调动）！我活该！我把好事又变成了坏事。叶紫，自己抽自己嘴巴吧！
意外发生之后，为了补救，我一趟一趟往省里跑。我逢人便揭穿董馆长，告诉大家此人根本不会编剧。我们孝感文化馆所有获奖剧本，都是我独自完成的，与他毫无关系。可是，结果似乎更加糟糕。人家开始回避我和冷落我，好像我在说假话，在无理取闹。甚至，谣传四起，竟然有人说我精神方面出了毛病，闹得没有哪个单位再想调我了。都躲避我。都躲！社会！这就是社会！何止复杂呢！简直残酷！
在第四年春天的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我踽踽独行在孝感尘土飞扬的小街上，脚下一双黑面白边的北京布鞋，面目全非，拖拖拉拉，到处沾着牛粪渣渣。叶祖辉开来一辆解放牌卡车，不由分说，把我直接带回了武汉。
11在武汉这个庞大的城市里，道路有千千万万条，我的蹊径，只有一条：嫁人。还只能嫁一种特定的对象：军人。军人也还必须有特定的条件：正团级以上的军官。只有正团级以上的军官，他的婚姻配偶才够资格随军。
第一眼，就是一个交锋与较量：他怎么比想象的矮？她怎么比想象的还要高？我被遗憾狠狠打击了一下。惊喜却飞一般掠过他的眉梢。就这一瞬，我们心里都有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