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对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说,可能考虑得比较多的是从小说艺术本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各有优势,难以取舍。汪曾祺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同一篇谈论文学语言的文章里,他先说“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但紧接着,他便说:“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他解释说:“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本来,汪曾祺对语言的认识是很到位的,但这种观点只贯彻到文字与书写,而到了语音层面,就成了修辞问题了,变得很轻了:“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如果将声音与书写相脱节,而且对它的地位缺乏应有的认识,那么过分注重声音当然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作为工具都是不可容忍的。
范:这个问题你说得有点绕口,我听得就更绕脑子,我简单化一点吧,我们向万泉和学习,学习他的笨和简单。汪老的犹豫其实一点也没有影响汪老的创作实践,汪老好像也没有做过一些实验,比如说写一些可供朗读的作品?但是我们难道不能从汪老的作品中听到声音吗?这些声音从汪老的心中和文字中静静地流出来的,再静静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灵和灵魂——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所谓的“声音”也就是文字,或者说是文字化了的声音,以我的简单的理解,我们是在谈论小说,无论它的语言是怎么样的,首先肯定它都是书面形式的,文字形式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讨论或研究的是书写与书写、文字与文字、这部小说与那部小说之间的区别,因为它们才是同一性质的。
汪: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一直存在言语优先的原则,相对于口语,文字在两个方面值得警惕,一是只有口头沟通才是最自然的,而且在全部丰富的层面上保留着完整的意义,言语中有许多意义是文字无法反映的。
范:文字常常显得无能无力,无法反映言语(尤其是方言)中的精妙和多义,琢磨来琢磨去琢磨到最后也仍然无法传达出来。
汪:那就要靠声音来传达,在这方面,人们经常列举的语调固然能说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涉及更多时空因素,以及因之而来的更深广的文化积淀、角色识别和个人情意因素,它们是非文本的。所以,固然要认识到文字的巨大作用,但一定要认识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出实际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意义。另一方面,偏偏因为文字的产生使人类的语言格局发生了改变,口语与书面语并不是表达同一语义的两个不同的体系,而更多的是两个语体之间的差异。口语意味着自发,少协调,差异,偶然,易变,从属,大众……,而书面语则意味着有组织,同一,必然,规范,稳定,权威,精英……,随着语言的演变,书面语已成了与口语渐行渐远的独立系统。它对口语的压迫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范:听了你这一段分析,我渐渐理解了你为什么要强调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也渐渐地引起了我的重视和反省。只是你的分析比较理性,可谈理论是我的大弱项,你的理论一甩过来,我就傻了眼,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和你对话了。你有没有发觉,凡是谈到人物或农村什么的具体的东西,我就滔滔不绝,洋洋自得,还一发不可收,谈到理论性强的东西我就哑巴了,硬撑也撑不了多长,有一种完不成任务的惭愧。
汪:哪里,你有你的表达方式,我在一开始就说了作家与评论家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你的看法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你刚才的看法就让坚定地认为不能再停留在从单纯的声音、听觉感受或修辞层面去理解“声音之道”,而要将声音放到比文字更优先的文化地位,以便去拓展汉语的表达功能。首先,通过它疏通阻塞,接通文化-心理的源头活水。
范:接通源头活水,这话说得非常好,我总是觉得,无论什么语,都要畅通,艰涩的文字是因为心(想法)和手(写)没有接通,或者因为艰涩看起来像是高深的兄弟,所以有意做出艰涩来的。但无论怎么样,无论艰涩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读者是不会喜欢艰涩的,因为它连写作者自己的心和手都没有接通,更不可能接通读者的心了。
关于“赤脚医生”的对话(16)
赤脚医生万泉和
范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