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我后记里最后有一句“田惠平,你来接力吧”!她是中国第一个自闭症研究所所长,是美国《读者文摘》推荐的“今日英雄”。为什么最后我没写完的部分让她来写,因为抑郁症和自闭症同属精神疾障,是在一个大范畴内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自闭症和抑郁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世界上还没有共识。像基因、各种各样的压力、信息泛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等等,这些都只是医生的猜测,但是都不能作为结论。像田惠平就说,她和她的丈夫都非常聪明,她儿子怎么就得了自闭症?就是搞不清。
记:看了这么多专业书籍,又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自省之后,你觉得抑郁症最需要正视或纠正的是什么?
李:很多病人都偷偷摸摸的,好像是见不得人似的。李欧梵(注:台湾作家)就说,华人世界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很少关注个人的精神世界,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太太会得抑郁症。他们是二婚,大家认识了很多年了,各自离了婚以后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很甜蜜。他太太抑郁症复发的时候他觉得很恐怖。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探究人的精神病理的传统,现在大家就应该注意了。中国现在不是那种“穷国弱民”了,到了要审视精神隐疾这一步了。
记:这代人的病,其实受几代人精神隐疾的遗传和影响?
李: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本日本现代短篇小说选,有点似懂非懂,但有一篇记得很清楚,说有一个人被锁连链关在一个笼子里,在马戏团里表演,表演得很好,很受欢迎。后来,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名气很大了,很红了,有人怜悯他,打开笼子,解开他的锁链,以为这样子他会跳得更好,但是他反而不会跳了,不懂得怎么表演了。我就觉得我们的父母,包括我这一代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扭曲,失去了让心灵和精神自由的能力。
记:很多人说现代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越来越脆弱,这才是各种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你认为呢?
李:一个人脆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有些朋友的孩子10几岁,20几岁,他们会经常埋怨孩子很脆弱、没有责任心、不努力。我就会骂我这些很好的朋友,你自己就不是很正常,因为你们的父母不正常。家庭的精神基因就像一棵树,这一百多年,每到它生长一圈就不断地砍,已经快砍断了,都没有让它长成。
抑郁症应该提高到公共健康的层次
记:就是说我们要从精神文化、基因传承的角度去看待很多现代病,而不仅仅是社会原因或心理原因?
李:对,我们以前谈精神病都是空的、虚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精神疾病应该和人类、家族的精神基因有很大关系,你的血液里流淌着、继承着几代人的精神隐疾,但不像身体和外貌上的疾病那么明显。比如说你近视,你的父母也是高度近视,那这里面肯定是有遗传的。
记:但这种精神隐疾、精神黑洞已经进入了潜意识、无意识。
李:它进入了潜意识,而我们又不愿意去挖掘,去正视。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种,因为童年一挖掘,就面临着对父母、对家庭的关系,就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会觉得内疚,可能反而会恶性循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这是个“雷区”。
第二,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五四”的启蒙是对科学的启蒙,但是我觉得21世纪的启蒙就是要从潜意识的启蒙,从精神黑洞,从基因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精神疾病。
各朝各代,中国人的基本教育都是从小知识分子这里得来的,包括善恶观、文化基因,大师很少。但是小知识分子软弱,国家穷了,人穷了,知识分子的锐气几代人传下来就没了。第一代像我外婆的外公,他还是有志气的。那时候他扎根在乡村当一个私塾先生,内心里是平静的。他觉得自己遵从“大道”,教这些穷困的孩子知书达理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记:你接触的医生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国际上又是什么情形?
李:我2003年第一次看抑郁症方面的书,目前为止我接触的广东的这些精神病方面的医生,给我谈的理论全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不是卡尔特就是弗洛伊德,他们最多看看费洛姆的,阿德勒的也不多。而现在很多德国的、瑞士的、美国的、英国的研究成果,都是21世纪以后的成果。
我们的心理医生存在的问题就是:以前他们很闲,没有人去找他们看病；现在他们很忙,水平却没跟上来,都觉得是病人心里想不开。我翻出哪一年我去看精神科的记录,是中山×院第一个创立这个科室的、当时给我看病的老主任的记录。最后我把那个老教授“忽悠”得他没给我看病,反而我帮他看手相,把他给讲晕了。
在国际上,真正把抑郁症从人的偶发性精神疾障提高到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的公共健康这个层次,把抑郁症视为仅次于艾滋的危害公共健康的第二大疾病,并且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才开始进行深刻的、更接近本质的研究,重新来审视这种疾病。它换了一个角度,才开始有成就。以前一概把精神病人归结为“疯子”,一概关到精神病院里面。他们都不关心为什么会有这些病,也难以找到根源。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周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