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我来监狱时的孩子对待。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虽然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我为不能为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远远不能算是安乐的一生。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或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