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如果你因为睡觉时感到寒冷而额外需要一条毯子，你也许可以向司法部部长提出要求，但是，你却不会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向监狱管理局局长和监狱长提出这样的要求，监狱管理局局长就会说：“对不起，这不符合规定。”监狱长则会说：“如果我额外给你一条毯子，那么我就必须给每个囚犯发一条。”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内的那位狱警面前，你又与他关系比较好，他可能会什么话也不说，而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一条毯子。
我总是设法与我们监禁区的狱警和平相处，与他们对抗无异于自讨苦吃。作为犯人，老是与狱警为敌是没有道理的。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这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方针。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甚至监狱里的狱警，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让他们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一般都能做到与狱警平等相待。如果一个狱警体谅我们，我们也会反过来对他温和一些。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狱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与狱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一般都认为对一个黑人谦恭是没有必要的。由于与狱警搞好关系是有益的，所以，我经常让某个人有选择地与某个狱警搞好关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在石灰石料场，有一个狱警似乎对我们很不友好。这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在石灰石料场讨论问题，如果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要求一个同志与这位狱警搞好关系，以便使他不阻拦我们的谈话。这位狱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开始对那位囚犯有些收敛。有一天，这位狱警要那位囚犯的夹克，他要把夹克铺在草地上坐一下。尽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愿，但是，我向他点头示意，还是让他把夹克给了狱警。
几天后，我们正在锌皮棚子底下吃午饭，这位狱警走了过来。他有一个多余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们附近的草地上说：“给。”显然，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让我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如果拿了那个三明治，我认为将有损我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忍受饥饿，并且，拒绝他的表示对我们设法与其搞好关系的这位狱警就是一种羞辱。我能看得出，我们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个三明治。于是，我点头示意，让他把三明治收下。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它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则解决了我们在罗本岛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传递信息。我们认为与F区和G区的同事们保持联系是我们的义务，F区和G区都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们抱定决心，在监狱内也要像在监狱外一样，继续加强我们的组织建设。如果，我们要想在提抗议和抱怨意见方面协调一致，那么，传递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的囚犯都属于普通监禁区，F区和G区的人不但对外面的运动情况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所发生的新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