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活动在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结果的。在东兰德，有大约7万名学童受到了影响。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1956年，他让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政府后来通过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七天显灵教会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从第一个层面上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最终，我们除了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马修斯教授在美国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开普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不知道是否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任书记。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这些公开策略和行动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了关注和群众支持。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