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书的研究始于小山想离开北京回河南，然而在《世界》里，贾樟柯的主角回到了北京，在世界公园工作，这是一个以艾波卡特中心78为模子的主题公园，它以缩微的形式集合了世界上所有赫赫有名的旅游胜景。这些来自汾阳或更偏远地方的民工，在艾菲尔铁塔的顶上吃饭，在伦敦桥漫步，凝视着世贸中心双塔，后者，正如片中的一个人物注意到的，（在现实中的世贸双塔已经倒塌后）现在仍矗立于公园中。《世界》不仅是对全球化的严厉批判，对拟像在后现代社会的地位的反思，及对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寻根问底，而且将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置于一个全新的脉络中。随着《世界》的出现，故乡（本土）似乎被世界（全球化）——或世界的虚拟形象——所替代。
第六章 附录：与贾樟柯对话
这个访谈于2002年9月30日在纽约进行，当时贾樟柯与周强带着《任逍遥》——他的故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到纽约参加第四十届纽约电影节。此处的访谈（文字节选聚焦于他的故乡三部曲，包含一系列的议题，从他对流行音乐的运用，到起用非职业演员，从摄影到贯穿于他作品的破坏影像。79
白睿文：在您所有的电影里，音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也代表很多不同的东西，有时候是时间的流逝，有时候是人物之间沟通的方式，有时候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不管是卡拉OK、歌剧、粤语歌、摇滚乐，或是哼唱的歌曲、唱歌的打火机，音乐好像无所不在，虽然它的运用很微妙，但它给予人物以及整个电影叙述非常大的力量。
贾樟柯：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读大学时曾写过一篇论文，谈电影叙事和音乐的关系。因为我觉得音乐的结构方式有很多可以借鉴到电影叙事里，那时开始有这种关于音乐与电影的抽象思考。后来我的电影用了很多流行音乐，是因为拍《小武》之前，中国内地突然开始非常流行卡拉OK。有次我和一帮朋友去我家乡的卡拉OK唱歌，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男人，不停地唱同样的歌。他唱得非常难听，刚开始我觉得很烦，后来时间久了，我看着他唱歌突然觉得很感动。这让我开始对流行文化有一种新的见解。对于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生存的人来说，流行文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归宿，一个让他们自我安慰的地方。那一幕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写《小武》的剧本的时候，就把很多卡拉OK的情节写在里面。
另一方面，我是1970年出生的，1980年代初正是我成长的阶段，那时候中国流行音乐开始兴起。我基本上是伴随着流行音乐长大的，流行音乐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的角色。一开始是港台的音乐，后来开始有些国外的流行音乐进来。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没有“流行文化”，有的都是样板戏、革命文艺那种模式。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就像《站台》里一样，是偷偷听台湾广播的短波时听到的。当时年纪还小，说不清楚她的声音为什么打动了你，就好像有魔力一样。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时间一到就会开收音机听她的歌。
上了大学以后，再回想这段的时候，我明白了她的音乐代表了我们文化景观的重大改变。比如我们小时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了1980年代，我们唱“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代”，都是“我们”，都是群体。但邓丽君的歌永远都是“我”，都是个体──“我爱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是新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一代人突然被非常个人、非常个别的世界所感染。以前一切都在集体里面，住的是集体的宿舍，父母也在集体里工作，学校也是个集体，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个人是属于国家的，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但1980年代这些东西都改变了，最先改变我们的是这些流行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