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期间的英国财政大臣劳森（Nigel Lawson）在十年后解释，当时撒切尔政府视工会为敌人，他说：“就像在1930年代末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而备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和马尔维纳斯战争一样，撒切尔对谈判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破工会，不管代价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确实很高）。站在冲突第一线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场内战”。
到1985年，撒切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工人因为挨饿而无法持续抗争；最后有966人遭解雇。这对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是毁灭性的挫败，并对其他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撒切尔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全国仰赖照明和取暖的煤矿工人工会，生产较不重要产品与服务的弱势工会胆敢挑战她的新经济秩序，将无异于自杀，聪明的话还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条件。这个信息和里根上任几个月后面对航空管制员罢工所发出的信息极为相似。里根说，航管员不肯上工已“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将被解除职务”。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万名美国最重要的员工--美国劳工运动直到今日仍未从这次休克完全复原。
在英国，撒切尔把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对煤矿工人的战果，加码押在她达成激进经济目标的大跃进上。从1984年到1988年，英国政府把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航空、英国机场管理局和英国钢铁等大企业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国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创造推动大规模私有化的机会一样（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战争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尔利用她的战争推行西方民主国家首见的私有化大甩卖。这才是有历史意义的真正“企业行动”。撒切尔成功利用马尔维纳斯战争，是无需军事独裁统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的明证。她证明只要有规模够大的政治危机可以鼓动，有限版的休克治疗也能在民主政体实行。
不过，撒切尔仍然需要一个敌人来团结国家，一个极端的情势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紧急措施和镇压手段--一个让她看起来强悍而果断、而非残暴而压制的危机。战争完美地达成她的目的，但马尔维纳斯战争在80年代只是一个异常事例，一个早期殖民冲突的返祖现象。如果80年代是许多人宣称的和平与民主新纪元的黎明，那么马尔维纳斯式的冲突将不够频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风潮的基础。
弗里德曼在1982年写下一段影响深远的话，最适合用来总结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这些话将变成他的运动在新民主时代的某种咒语。梅尔泽详细解说这种哲学：“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着危机出现以作为改变的触媒。弗里德曼的影响模式就是让理念取得正当性，使它们可以忍受，并在机会出现时值得努力实现。”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机并非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他了解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决策是根据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的推与拉--想要工作与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税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须在这些竞争势力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过，如果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十分严重--货币崩溃、市场崩盘和大衰退--会把所有秩序打乱，而领导人便能以国家急难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称的必要措施）。从某一方面看，危机就是无民主区（democracy-free zone）--这是承平政治之间的空隙，对合议与共识的需要此时似乎并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