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词将引发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义这种罪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此种排除并不合法。他举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解释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算种族屠杀，他的血腥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将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所以政治这个词遭删除。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原始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决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贾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张阿根廷发生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作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当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意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是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大兀鹰行动。
共产主义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庄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华尔士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阿连德在看到坦克开至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籽。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