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实验室(1)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 Cyril J. C. 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 David 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

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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