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 Cyril J. C. Kennedy）及安谢尔医生（Dr. David 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
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