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弗里德曼运动的操作手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这在规模愈来愈大和愈严重的灾难中明显可见，但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并非9·11之后的新发明。相反，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休克主义的极致表现。
透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在70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切相关，就好像恐怖与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给民间的障碍，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民营化热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1999年攻击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 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国家面对一位前IMF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选择。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休克治疗”。在亚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被《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提供了推翻选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