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地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