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就我所知，有两个人特别好酒。一个陈企霞，一个唐因。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曾有两大冤假错案，一是前边提到的“胡风反党集团”案，再就是“丁、陈反党集团”案。丁是丁玲，陈就是陈企霞。陈企霞在延安时代就和丁玲同事，解放初期，二人又共同主编《文艺报》。陈企霞离休前的职务是《民族文学》月刊主编，这么老资格的文艺干部，最后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令人费解，里边定有故事。
陈企霞是浙江人，乡音浓重。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伴儿为其身体考虑，禁了他的酒。他就长年和老伴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手段极为高明，不管老太太如何实施三光政策，老头儿每天早上一睁眼，总能从床底下捞出个酒瓶，咕咚就一口。
还有个故事说，老头儿太性情了，给子女起名字特别偷懒。老大生在延安，所以就叫陈延安。依此类推，解放后在北京生了孩子，就叫陈北京。可是后来生活稳定了，不像战争时期四处漂泊，一直在北京定居。陈北京的妹妹出生了，家人犯了难，问他这回该叫个啥。他说这还不简单，就叫陈幼京嘛。
唐因是陈企霞的学生。陈企霞主编《文艺报》的时候，他是报社的编辑，当时以于晴为笔名，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丁、陈反党集团案发，唐因被当成丁、陈的“喽罗”，下放到东北。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重返《文艺报》工作，做副主编。八十年代初，有一场批判白桦作品《苦恋》的运动，声势浩大，惊动中央主要领导直接指示如何结论。后来在《文艺报》刊登的那篇著名的长篇大论《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即出自唐因、唐达成二人之手。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开完，唐因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鲁迅文学院首任院长。
唐因算是文艺干部里头最学究气的那类人，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放在眼里，特立独行，狷介之士。晚年的唐因对很多人很多事看不惯，喜欢骂人。有一次他给文艺报社打电话问事情。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听到老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唐因，因为完全不知渊源，便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粗暴冷漠地说：你有什么事儿？几句对话下来，那小伙子还没摸清对方什么来头，已被老头儿劈头盖脸一通暴骂。后来单位领导找小伙子谈话，说那是老领导，人老了，脾气又不好，你就是装也该装得客气些。
不要以为唐因这是斤斤计较他人的尊重，他只是兴之所致，脱口而出，他心里不存这些事，他有好多重要的事要做。比如看书。
有一天我回家，刚进楼门，就听楼梯处传来踉踉跄跄的下楼脚步声。不一会儿，唐因出现在我眼前，披头散发，跌跌撞撞，脸上却是无比快活的神情。见到我，远远伸过手，使劲胡噜我的头发，哈哈狂笑，口中念念有辞：哈哈毛头小伙儿！毛头小伙儿！好啊！毛头小伙儿。说完飘着就出了楼门。
后来得知，他那天读书，读出意外的大惊喜--几十年前，他在编辑稿件过程中曾经读到一句宋诗，当时查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未能找到出处。从那以后，这个疑惑就一直存在心上。那天偶然翻阅一本书，终于找到困惑了他几十年的答案，所以喜成那副颠狂模样。
唐因还有件重要的事，是看球。可能和当年被流放黑龙江有关，他喜欢看冰球比赛，电视凡有转播必不放过。可他高度近视，看球过程中，不时需要趴到电视屏幕上找那只小小的球。有时趴在那儿也找不着，就纳闷地自言自语：球呢？球呢？
再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养猫。唐因晚年养了好几只猫，经常对着众猫聊天。有天正值有冰球赛转播，我从他家门口路过，听到屋子里唐因又在问：球呢？球呢？然后只听“喵”的一声，再然后唐因呵呵乐，跟猫对答道：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是你眼尖。
1997年，唐因去世。那些猫下落不明。它们如果尚在世，一定会很奇怪，怎么没人再问他们球呢球呢。
我把陈企霞和唐因并在一起说，除了二人都好酒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曾遭遇过亲人自杀的悲恸。这也很可能是他俩晚年沉溺于酒的原因之一。
唐因早年的老伴儿，在全家流放东北期间自杀。陈企霞最小的女儿陈幼京，热爱写诗，曾经出版过一本很薄的诗集，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中，陈幼京继承父业，在文艺报社做编辑。有天一大早，第一个到单位的一位大姐照常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已经自缢身亡多时的陈幼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