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坊路甲十五号(三)

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就我所知,有两个人特别好酒。一个陈企霞,一个唐因。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曾有两大冤假错案,一是前边提到的“胡风反党集团”案,再就是“丁、陈反党集团”案。丁是丁玲,陈就是陈企霞。陈企霞在延安时代就和丁玲同事,解放初期,二人又共同主编《文艺报》。陈企霞离休前的职务是《民族文学》月刊主编,这么老资格的文艺干部,最后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令人费解,里边定有故事。

陈企霞是浙江人,乡音浓重。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伴儿为其身体考虑,禁了他的酒。他就长年和老伴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手段极为高明,不管老太太如何实施三光政策,老头儿每天早上一睁眼,总能从床底下捞出个酒瓶,咕咚就一口。

还有个故事说,老头儿太性情了,给子女起名字特别偷懒。老大生在延安,所以就叫陈延安。依此类推,解放后在北京生了孩子,就叫陈北京。可是后来生活稳定了,不像战争时期四处漂泊,一直在北京定居。陈北京的妹妹出生了,家人犯了难,问他这回该叫个啥。他说这还不简单,就叫陈幼京嘛。

唐因是陈企霞的学生。陈企霞主编《文艺报》的时候,他是报社的编辑,当时以于晴为笔名,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丁、陈反党集团案发,唐因被当成丁、陈的“喽罗”,下放到东北。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重返《文艺报》工作,做副主编。八十年代初,有一场批判白桦作品《苦恋》的运动,声势浩大,惊动中央主要领导直接指示如何结论。后来在《文艺报》刊登的那篇著名的长篇大论《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即出自唐因、唐达成二人之手。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开完,唐因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鲁迅文学院首任院长。

唐因算是文艺干部里头最学究气的那类人,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放在眼里,特立独行,狷介之士。晚年的唐因对很多人很多事看不惯,喜欢骂人。有一次他给文艺报社打电话问事情。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听到老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唐因,因为完全不知渊源,便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粗暴冷漠地说:你有什么事儿?几句对话下来,那小伙子还没摸清对方什么来头,已被老头儿劈头盖脸一通暴骂。后来单位领导找小伙子谈话,说那是老领导,人老了,脾气又不好,你就是装也该装得客气些。

不要以为唐因这是斤斤计较他人的尊重,他只是兴之所致,脱口而出,他心里不存这些事,他有好多重要的事要做。比如看书。

有一天我回家,刚进楼门,就听楼梯处传来踉踉跄跄的下楼脚步声。不一会儿,唐因出现在我眼前,披头散发,跌跌撞撞,脸上却是无比快活的神情。见到我,远远伸过手,使劲胡噜我的头发,哈哈狂笑,口中念念有辞:哈哈毛头小伙儿!毛头小伙儿!好啊!毛头小伙儿。说完飘着就出了楼门。

后来得知,他那天读书,读出意外的大惊喜--几十年前,他在编辑稿件过程中曾经读到一句宋诗,当时查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未能找到出处。从那以后,这个疑惑就一直存在心上。那天偶然翻阅一本书,终于找到困惑了他几十年的答案,所以喜成那副颠狂模样。

唐因还有件重要的事,是看球。可能和当年被流放黑龙江有关,他喜欢看冰球比赛,电视凡有转播必不放过。可他高度近视,看球过程中,不时需要趴到电视屏幕上找那只小小的球。有时趴在那儿也找不着,就纳闷地自言自语:球呢?球呢?

再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养猫。唐因晚年养了好几只猫,经常对着众猫聊天。有天正值有冰球赛转播,我从他家门口路过,听到屋子里唐因又在问:球呢?球呢?然后只听“喵”的一声,再然后唐因呵呵乐,跟猫对答道: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是你眼尖。

1997年,唐因去世。那些猫下落不明。它们如果尚在世,一定会很奇怪,怎么没人再问他们球呢球呢。

我把陈企霞和唐因并在一起说,除了二人都好酒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曾遭遇过亲人自杀的悲恸。这也很可能是他俩晚年沉溺于酒的原因之一。

唐因早年的老伴儿,在全家流放东北期间自杀。陈企霞最小的女儿陈幼京,热爱写诗,曾经出版过一本很薄的诗集,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中,陈幼京继承父业,在文艺报社做编辑。有天一大早,第一个到单位的一位大姐照常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已经自缢身亡多时的陈幼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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