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纳克?你们刚才提到，如今很难找到可靠的工具，以保存必须保存的东西。只是，记忆的用途岂非保存一切？
艾柯?当然不是。记忆具有双重用途——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数据，二是让那些没用并有可能充塞我们脑袋的信息沉于遗忘。一种文化若不懂得过滤过去几个世纪的遗产，就会让人想到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记的福内斯》中的人物福内斯，那个能记住一切的记忆专家。这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心照不宣地放弃、也就是过滤某些历史遗迹，同时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未来的冰柜里，有关这种现象的研究如今已经展开。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可以说出滑铁卢战役的所有参战者的姓名，但中学和大学不会教这些，因为，这样的细节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险。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恺撒最后的妻子卡尔普尼娅的所有事情，直到3月15日那个谋杀的日子，就在那天，她还力劝恺撒不要去元老院，因为她在前夜做了一个和他有关的噩梦。
恺撒死后，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她从我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为什么？她的信息不再有用。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尽管也许有人会这么怀疑。克拉拉·舒曼也是女人，但我们知道她在罗伯特·舒曼去世以后的一切事情。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选择。相反，当今的文化藉由网络为我们提供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卡尔普尼娅的细节，以至于倘若有个小孩子为了做功课在网上搜索，他会以为卡尔普尼娅和恺撒一样重要。
卡里埃尔?只是，如何为我们的后代做出选择？如何预知他们将会感兴趣的东西，那些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或者只是有用、甚至讨喜的东西？既然正如你所说的，我们通过电脑的迂回方式，毫无次序、毫无等级分类、毫无选择地获得这一切，那么如何加以过滤？换言之，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我们的记忆：我们同时知道这个记忆就是一个选择、偏好、差异、自觉或不自觉的疏漏的问题？我们同时还知道，我们的后代的记忆注定具有不同于我们的特点。一个克隆人的记忆将是怎样的？
我是信息史研究者。我深深知道，我们该以何种程度怀疑那些所谓的提供历史事件的确切认知的资料。我可以通过我本人的故事来说明这个传播问题。我太太纳阿勒的父亲是位伊朗学者，他曾研究过一位生活在十世纪的巴格达的书籍装订人，阿尔纳底姆。你知道，伊朗人发明了装订术。装订术通过完整地包装作品来保护作品。
这个装订人同时也是书法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自己正在装订的书很感兴趣，乃至替每本书都作了摘要。他所装订的书如今大都已佚失，我们只能看到装订人留下的摘要名录，标题是《书目》。从事这一研究的塔贾杜德提出如下问题：通过这一个人的过滤，也就是装订人的宝贵工作，我们能否真正了解装订人拿在手中的那些书，尽管我们只是通过他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
艾柯?多亏了相关的文字说明，我们才得以知道某些古代雕塑和绘画。这些文字说明被称为“图说”。在米开朗基罗时代，人们在罗马发掘出泛希腊时代的一组群雕，正是依靠老普林尼的记载才确认作拉奥孔群雕。
卡里埃尔?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终端上拥有一切的一切，毫无过滤、无限数量的可取资料，那么记忆是什么呢？这个词的意义何在？既然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个电子仆人，能够回答我们的全部问题，乃至我们提不出来的问题，我们还需知道什么呢？既然我们的仿生体知道一切，绝对的一切，我们还需学习什么呢？
艾柯?综合的技艺。
卡里埃尔?是的。还有学习本身。因为，学习是学来的。
艾柯?对，学习控制某种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要求学生在作业里进行如下调查：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利益而接受一切。
卡里埃尔?过滤的问题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阅读的东西。报上每周给出十五部“不能错过的”杰作，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各个创造领域中。
艾柯?在这个问题上，我形成了某种“十选一”的理论。只需在十本书中读一本。至于其他的书，你可以立刻看出参考文献是否可靠。倘若有部著作真的有趣，你也没有必要读它，因为，它肯定会在别的著作里得到解释、援引和批评，当然也包括你决定要读的著作。何况你若是大学教员，就会收到大堆出版前的印刷品，其数量之多让你不再有时间在出版后重读一次同样的著作。无论如何，等你把书拿到手上时，内容往往已经过时。更不用说那些被意大利人称为“煮熟吃完”的应景书籍，让人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卡里埃尔?五十或五十五年以前我还是历史系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做某个命题研究时都会收到一份必要的年表，这大大缓解记忆负担。我们不需要在练习作业之外记住那些不相干的日期。如果借助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进行这个练习，从逻辑上讲，我们必须核实这些信息的可靠性。网络工具让我们方便地找到一切信息，真实的和不那么真实的，但事实上也让我们陷入某种极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关安贝托·艾柯的网上信息一定充满谬误，至少是不确定性。未来我们是否需要有个核实秘书？我们是否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职业？
艾柯?但是，一个核实员的工作不会那么简单。你和我，我们可以核实和我们自己有关的信息。但是，谁能胜任核实涉及克莱蒙梭或布朗勒的全部信息这个工作呢？谁来付这份薪水呢？不是法国政府，否则它就得调遣出核实法国历史上一切官方人士资料的人员。
卡里埃尔?我想，从某种方式而言，我们对这些核实员的需求将越来越高。这个职业将越来越普及。
艾柯?但是，谁来核实核实员呢？从前，核实员是一些大文学机构、科学院或大学的成员。当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莱蒙梭或柏拉图研究著作时，我们应该相信，他提供的资料确切可靠，因为他一生都在图书馆里核实这些信息来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从网络获取资料，一切都变得不可靠。说实话，这一切早在网络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同样不是过往事件的真实写照，而是重构。
卡里埃尔?你和我一样知道，国家主义的约束在何种程度上歪曲了我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还常常屈服于本国或公开或私密的意识形态……阿塔蒂尔克命人改写土耳其历史：早在罗马时代，土耳其人在罗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几个世纪。诸如此类的事情处处都有……我们即便想核实，又上哪里核实呢？我们一般认为，土耳其人事实上来自中亚细亚，现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没有留下任何书写遗迹。怎么办？
艾柯?地理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非洲的疆域被严重缩小，我们正确划分非洲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卡里埃尔?我最近去了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住在一家不认识的酒店，名叫“塞迪卡的圆形剧场”。一进门，我就意识到酒店建在一座废墟之上，透过巨大的玻璃可以看见废墟。我询问酒店里的人。他们解释说，在那个地方原先有一座罗马圆形剧场。多么奇妙！我原本不知道罗马人在索非亚建过圆形剧场，据说这座剧场的直径只比罗马剧场小十米。换言之，剧场相当大。在圆形剧场的外墙上，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些雕像，原本用来宣传剧场里上演的节目。我们可以在这些雕像中看到舞者、斗士等，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狮子斗鳄鱼的场景。就在索非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