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很服膺。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毛泽东在1919年10月所写的《祭母文》中说：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②
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普度众生”的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从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对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给予全新的理解和发挥。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又说：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③
毛泽东的这些话，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共同点就是佛教中的原始平等观念。例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所以梁启超说，佛教“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故他教虽善，终不免为据乱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刚兼三世（指据乱、小康、大同--着者注）而通之者也”。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甚深，他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与梁氏上述观点也有相通之处。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④
据陈晋在《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一文中介绍，毛泽东在同上批示中，还认为当时出版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家的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⑤
从前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多次倡导要研究佛教。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和班禅谈话时，明确指出：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彻底的群众观点。共产党人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首先就必须懂得宗教，要研究宗教的经典。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又红又专”的高度来看，如果联系他在其他场合的谈话，固然包含有批判继承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内，但就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要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如果对宗教的基本知识一窍不通，就不可能与信教群众有共同语言，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还强调要培养一批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