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
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毛泽东在和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
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且主张：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他将这种办法称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着，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