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时，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1878年，左宗棠督军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复了新疆绝大部分领土，只剩下沙俄占据的伊犁了。清政府再三忖度，决定以外交手段解决，于是派崇厚赴俄对归还伊犁一事进行交涉。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十五日，中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伊犁南境大片土地落入沙俄手中，中国还支付俄国500万卢布作为“守城费用”；此外，俄国还获得了许多商业特权。条约对中国主权和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崇厚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不等朝廷调令就私自返回了中国。
朝廷对这样的结果自然难以满意，下令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挽回损失。同年十月初五，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建议，说条约的签订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但是中国一旦违约，“恐为各国所讪笑”，应予以批准。
这时，朝野上下都知道了崇厚对俄交涉的失败，故群起而攻之。崇厚被革职候审，后来又被定为斩监候。同时曾纪泽担负起赴俄再进行交涉的任务。
然而俄国根本不同意重订条约，摆出了一副武力威胁的架势。英国公使威妥玛告诉李鸿章：“俄已增兵，劝减崇厚之罪，则英国可调停俄国，使之接待特使曾纪泽。”
李鸿章回答道：“通常情况下，平常有5个弹劾的折子，就可以丢掉官，有15个到20个折弹劾就可以要命了，太后可以不罪崇厚，但现在已经有40个人要求斩崇厚以谢天下，崇厚命在旦夕。”
俄国为了使中国不毁约，以中国不友好为借口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威胁。俄国海军增派舰队威胁大沽口；伊犁驻军也增加了10000人，海参崴边境上也驻扎了12000人的俄军，中俄战争几乎是一触即发。
这时，军机大臣沈桂芬因害怕自己推荐崇厚与俄谈判受牵连，竟一夜白头。
李鸿章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为了避免恭亲王为主战派撑腰，导致两国交兵，秘密致函于他，说：“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尚祈钧处主持大计，勿为浮言所摇惑，斯全局之幸也。”希望能从宽处理崇厚，以缓和双方情绪，为重开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向恭亲王建议加紧备战，计划采购铁甲舰以巩固海防。
此时，英国公使将法国希望中俄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情况向国内回报，提出英国应给予中国支持。
中国也知道，列强们都会眼红中俄纠纷，趁火打劫。
面对危急形势，总理衙门开始积极备战，以李鸿章的名义邀请戈登来华，协助处理中国纠纷。
俄政府对“戈登到中国助战”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也不愿因此直接卷入争端，于是禁止戈登协助中国。
因此，戈登以来华“助和”而非助战为名，从英国出发了。
英国公使为了不得罪沙俄，让赫德转告戈登不要与李鸿章见面。
然而戈登还是在天津与李鸿章见了面。两人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并肩作战过，有不浅的交情。李鸿章告诉他，自己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于是戈登进京与醇亲王奕譞及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会见，力主和谈。他劝说清政府放弃，“俄国人可以在两个月内占领北京”。奕譞提出大沽炮台可以阻止俄军登陆，戈登则以“俄人可从陆路夺取”相对，戈登还指责醇亲王对地理知识是一无所知，连翻译官都不敢翻译。最后戈登警告说：“和俄国打，将来赔款割地，损失更大于今日。”
戈登回国之前到天津跟李鸿章告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中国应“速成立近代化陆军，勿与俄国开战。如要战，则迁都与俄人作持久的游击战，不要与之作正面战。中国军队吃空额的恶习必须革除”。后来，香港报纸登载了戈登的条陈。戈登的日记里说明他此行完全是因与李的私交，是助朋友一臂之力：我愿牺牲我的性命为鸿章服务。就为了李鸿章而占领北京（即推翻清政府），使鸿章成为皇帝，则鸿章全无此心。我也不愿陷鸿章于不可能之地位。……鸿章乃中国今日的唯一救星，所以虽未被鸿章所召，此次到中国，却是为了鸿章。
又记道：“若中国以选举方法使鸿章在位，愿竭力以赴，但以武力夺取，亦有违我心。”
很明显戈登希望李鸿章能取代清帝，更好地领导中国。
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负责处理归还南京法国教产的事宜。由于他一直拖延，对法国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法国公使伯洛内便借机向恭亲王进谗言，说李鸿章有篡位之心，对他进行了攻击和诽谤：“且李鸿章之敢于误国，是自矜其有为有献，慰官憋赏，曰碑誉颂，骄气日盈，又见贵亲王事事优容，不加勉强，是以其有跋息之势，欲于南方自雄焉。本大臣看上海及香港新闻纸，早有人说过，李鸿章有自由自主之意”，想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将他拉下台。
《景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的《华报》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提出李鸿章有可能取代清帝，说：“中俄若开战，俄人将占领北京。只有鸿章可代中国与俄人谈和，鸿章必允俄人要求，俄人退出必立鸿章为帝。”李鸿章得知此事，气得不得了，马上查禁了该报。
当时的外国人大多认为李鸿章已具备了左右中国的实力，因而对他是否会做皇帝，作出了许多评论。
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十五日，戈登返英，写了一封信给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说：“欧人多愿李鸿章自立为帝。实则满清若倒，中国或将大乱，英国更不能通商。若鸿章果能自立为帝，则中国必在鸿章之英明领导下，联合一致，于英国利益更为不利。法国亦然。英人以通商为主，鸿章若自立为帝，岂不禁止英人售烟（鸦片）运货，更何利之有？中国实不应与法战。”
此时，清政府的守旧派给外国人留下的全是迂腐、盲目、不切实际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更显出深谋远虑，是个务实的人才，具备领导中国的能力。一旦他登上最高权力的地位，中国必将纳入正轨，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将得到保障。然而这只是西方人按自己的价值观作出的评判，他们不能了解，李鸿章开明的一面是受到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所限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