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神”、欢庆“财神”生日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位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湖盆地，土地广沃，溏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
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欣然应允，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因而李门祖规为：“许李二姓不准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姓通婚则不禁止。”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
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从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所以时常受到人家欺凌。
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字凤益，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况。
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后，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李殿华虽然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众多，家大业却不算大，所以他能够分得的财产为数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贫困的似相抵牾的记载。其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
李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家庭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但李殿华坚持“耕读”之家的根本，一刻也不放松对子弟的督教课读。
李文安即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生于1802年。李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同由李殿华亲自督课，每当作文写成之后，李殿华必先加以详细审阅，指出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李文安少时多病，天资“中下”，所以李殿华让他随长兄李文煜读书。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李文安专心攻读，初步奠定了做学问的根基。
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自1822年起，李文安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设馆授徒。
从1825年开始，数次参加江南乡试，多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
在封建社会，“权”能转化为“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由于李文安“以科甲奋起”，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李鸿章母亲李氏，是合肥李洪漠的女儿，“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堪称封建士人的贤妻良母。她生有6男2女，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勤劳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忧贫哉！”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她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条件，让他们朝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拼搏。她经常教导儿子“致事报国”，女儿勤俭持家。李氏兄弟发达后，母亲亦“时时以盈满为诫”。李文安有6个儿子2个女儿，李鸿章在兄弟间排行第二：长兄瀚章，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
瀚章本名章锐，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号钝叟，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文安说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训，专攻举业。他虽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受挫。1848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愿即策远志，捷足出风尘。”不料，第二年即获得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据说，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因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李瀚章可以说是李鸿章最重要的政治奥援。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谈，号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凛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xùn）、张謇（jiǎn）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据说，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做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做过瀚章、鸿章的帮手。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落笔潦草，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做过事。他后来“乞假引退，侨居芜湖”，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生，比李鸿章小12岁，自幼聪颖过人。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气”，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而，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39岁便郁郁而终。
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21岁考中举人，24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周氏是其原配，比李鸿章大两岁。俩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鸿章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任职时，周氏则待在安徽老家。周氏于1861年在南昌湘军大营病故。原配周氏病故后，赵小莲成了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这位继室夫人的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赵小莲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其父赵畇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24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50岁时还纳一比他小30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被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总之，李鸿章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印记，就连他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也深深打上了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拮据，促使李鸿章知道生活艰辛，刻苦自励，锐意奋发向上；这个家庭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的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促使李鸿章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其次，这个家庭推崇儒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
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代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一步又一步，并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