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冷，学期接近尾声，课程也很少了。我时常揣着一本书，窝在随便什么地方的咖啡厅里待一整天。巴黎的咖啡厅走出了萨特，走出了波伏娃，走出了雨果和波特莱尔。我常常想，在这个城市，有一间小小的咖啡店也算是一样充满梦想的职业了吧。
不知道哪一天，就有狂热的崇拜者拿着旅游地图冲进来，满含热泪地抚摸每一张桌子。还会找到在这里工作了好多年的服务生，问一位曾经常坐在角落的先生的点点滴滴。他喝咖啡是否加糖？是需要续杯还是喝完以后只要一杯清水？如果恰好到中午，他会不会要一小盘橄榄酱面包充饥？
如果有那一天，他们会不会把这些阻挡视线的海报都撕掉，露出宽大的窗户任凭街上的人走来走去地指指点点。
安弟陆续写信来给我，这一次不是E-MAIL了，而是一张真正的明信片。在那个有著名的兵马俑和老城墙的城市里，她并没有寄这些俗气的东西给我。明信片上有一个广场，实际上也看不到全景，只有广场的一个角落。
灰白色石塔逆光立着，旁边有泉水喷洒出来，塔身溅落一些水珠。
这广场完全说不上有什么好，可是又好得让人说不清楚。有一种前生今世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久久地望着这张明信片，想象着安弟疾步走在人流中间，竖着领子，把一半的脸都埋进去，而另一半又被墨镜遮住了。我见过她的照片，长发，五官都很明显，尤其是眉毛，即使不认识的人也会想，这是一个倔犟的人吧。
安弟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吴涯，这是西安的广场，东边的柱子上我写了你的名字在上面。
那时我坐在奥斯曼大街的咖啡馆，当我抬头看向窗外，恰好一阵风扬起，一队鸽子扑啦啦地从玛德莲娜大教堂顶上飞过去。虽然感觉不到风，但是却看得到风。
这几个字让我感觉到温暖。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她，有很多的不放心。比如说对于这场爱情，比如说对于这个有羊肉汤的城市，等等。
可是，看到这一行字，我想她在这些日子里一定是飞速长大，并且顿悟到了一些什么。无论这顿悟是这场私奔本身，还是之后的这一些日子带给她的，我想象着她一笔一画在陌生城市的柱子上刻下“吴涯”这两个字，心里是有一份坚持的，这个坚持未必是对于我，但一定是对于生活。
这样，我就放心下来。
我是一个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讨厌改变的人，时间久了洗发水的牌子都懒得换。渐渐地，熟人们都知道我会待在这家意大利人开的咖啡馆里。
当我开始讨厌声音，讨厌喧哗，长时间地发呆，我想，我的冬眠期要到了。手机在上课的时候调成静音，下课之后常常忘记放出声音来。有时候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静音下去，可能我并不是忘记了，而是故意的吧。
有一次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发现阳光一晃一晃的。抬头看才发现有一个人在隔着窗户用照相机拍我，张岸在镜头后面。我看不到他的脸也知道他在微笑了。那架长镜头的照相机很亮，发出一种古董的光芒。他走进来，坐在我对面。
我把摩卡推给他要他尝一口。他仰起头一口就喝掉了，像喝啤酒一样。
我摸摸他的相机，问：“你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找我，不是说好五点我去找你的吗？”
看得出他心情很好，微笑着看着我，先是不说话，然后突然大叫一声：“我找到工作了，我要去面试啦。”
那声音吓坏了周围的一些老人家。他们斜眼望着他被震得跳了一下，又看看我和他的表情，确定了我们不是在吵架，就纷纷扭过头继续发呆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看着小圆桌上闪光的相机，想不起来上一次见到它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那是多久以前，他擎着它在城市古朴的小巷中穿行，快门闪啊闪啊。我在远处看着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光芒，帅得一塌糊涂。
那时候，我心里漾满了夕阳一般温热的感动。觉得人生那么好，有梦想那么好。这架相机，仿佛是他的灵魂。有一段时间，他收起了它，用一块方格子的大手帕蒙在上面，一层一层，一天一天荡上灰尘。
尽管我没有说过，然而却时常觉得他这个人也是被抽掉了神韵，变得灰扑扑的。
我站起来扑向他，在他怀里跳跃。
“太好了，你又要用长长的镜头拍照片了。”
张岸是去一家报社应聘，他在北京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现在是那里唯一的华人记者。这个人在他刚来巴黎的时候给他接风，是打了保票的，说：“张哥，如果哪一天你用到我了，那我一定义不容辞。现在兄弟虽说不上发达，但是在这家报社说话还是算数的。”
张岸昨天在整理旅行包的时候发现了他的名片，今天就约好了要去那家报社看看。
他拉着我兴奋地跑到大街上，这里正是名店街的开始，向东边望去，一排店铺敞开低调而昂贵的橱窗。张岸一路拉着我跑过去，一家一家地看，指着模特身上有好多个零的衣服说，等我工作了，赚到欧元，所有这些都买给你。这个也给你，这个也给你。
他的手掌很温暖，额头上渗出快乐的汗水。终于，我们跑得累了，他停下来看着天空，大声说：“巴黎，终于将有我的一块地方了。”
晚上，我买了一块牛肉，在家里和土豆一起做。我做得不太好，看着食谱弄了好长时间才做熟。我一直听着门口的声音，想到如果张岸冲进来我要先扑上去给他一个拥抱。
我就这样守着一锅土豆牛肉等到六点，七点，八点，九点……张岸始终没有来。
十一点差五分的时候，我忍不住走到四十号张岸家去找他。楼上黑着灯，我端着锅打算上楼去等他。
打开门，我刚想开灯就听到角落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我吓了一大跳，手里的锅碰到墙壁，发出当的一声。这时候，我听到张岸的声音，他在叫我的名字，“吴涯。”
我就这样，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看他也一动不动地靠墙坐着，这房间如同暗室，没有一丝声响，也没有光。
我才想到手里的土豆炖牛肉，轻轻地试探着问他，“饿了吧，吃饭吗？”
他没有说话。
我的双眼已经适应了黑暗。张岸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头埋在膝盖中间，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居然可以缩到那样小。我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慢慢朝他走过去。
我走到他身边，伸出手轻轻摸摸他的头发。没想到他突然抱住我，紧紧地，狠狠地抱住我。一声声沉闷的呼吸从他的身体与我的身体中发出，我感觉到了疼痛，一种窒息的疼痛。就好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落水者看着另外一个濒临死亡的落水者一点一点沉下去，沉向一个死亡的深渊。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太过深刻，太过无望，在那一刻，我几乎不敢说有这种悲伤在我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我只是想说一些安慰的话，我只是想用一些食物来使这情绪缓和一些，我只想这是一时的失望，将会有新一波的希望来临顶替这种失望的情绪，它将会被忘到天涯海角，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却不能。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我感受到头脑中那坚强的一部分，那乐观的界限被一次次冲破，一次次透支。它还没有缓和过来，就被这又一次的悲伤打击到溃不成军。
我甚至没有问他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他那个所谓的朋友失去了信誉，还是他无法胜任报社的工作。这些我都没有问，也不想去问了。
他依旧坐在地上，我站着。他紧紧地抱着我，头埋在我的身体里。我和他都轻轻地颤抖着，不知道是谁跟随了谁。我还是一下一下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脑海中响起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他不适合巴黎，放过他吧，让他走吧。
然而另外一个声音又响起，张岸，我爱你。
我也听到了张岸沙哑的声音，他说：“吴涯，我身无分文了。”
我又开始了忙碌的生活，一个从前的老师介绍给我一份家教的工作，一周两次，在巴黎郊区的一座别墅教三个小孩学中文。不做家教的日子，我就去发传单。有时候是在地铁站口，拥挤的人流中把手里单薄的纸张塞到他们手里；有时候是“扫街”，拿一把万能钥匙，从一条街的东边走到西边，进入每一户居民楼，趁没有人的时候把传单塞进信箱。
这些事情张岸从来没有问起过我，我也没有说过。我们仿佛心照不宣地在维护着一道伤痕，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这道伤痕是什么。或许是他在异乡生活的无力感，或许是我对于把他留下来的愧疚，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适合相爱，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相爱。
有一段时间里，我接了蓬皮杜旁边一家日餐馆的传单，只在周围几个地铁站发。张岸知道了，每天跑过来站在我旁边。也不说话，只是拿过一大半来帮我发。有一天，在下班的时候，地铁口突然涌上来好多人，我们冲过去，举着传单尽可能多地塞到那些人手里。他们都神态冷漠，步履匆匆，脸上流露出典型的都市人那种疲惫的神态。
我站在人群中对每个人说：“您好，谢谢。”然后递上粉红色的纸。有的人随手拿了，有的人像躲避疾病一样闪身走开，有的人干脆粗暴地推开我的手说不要。
在这之间，有一个灰色的影子走上来。我被前面的人推了一下，撞到他身上，我的手还在半空中没有收回来，指甲在他脸上划了一道浅红色的纹路。
我条件反射地轻轻叫了一声，还没有回过头来就被他用力一推，倒在地上。
我突然感觉到了巨大的恐惧迎面袭来，我坐在楼梯口，下面的人看不到的地方。人群拥挤在我周围，我只看到不同的腿。有的是牛仔裤，有的是黑丝袜。有尖利的高跟鞋，有布满污渍的旅游鞋。这些鞋子在我周围来来去去，有的突然停住，有的就踩着我的风衣走过去。
我听到有人小声惊呼，啊，怎么有个人坐在这里呀？还有人凑上来看看我，诡异地一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然而我却觉得过了那么久，久得就像我生了根一样坐在这里，无法移动，也站不起来。
突然，有一双手掌把我蹭地拉起来。我跌入一个熟悉的怀抱，我刚想说，我没事，只是有点儿累。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横抱起来，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是张岸。然后他放开了我，冲向还没有走远的灰色影子。张岸跑过去，从后面拎起那个人强迫他转过身来。我这才看清楚他的长相，是一个谢顶的胖子，他非常惊恐，脸上的肉不停地颤抖着，大声叫：“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张岸把手里的传单刷地扔掉了，粉红色的纸落了一地。他把那人拎在眼前，和他很近很近的地方，冲着他吼：“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打女人？”
他是说中文，灰风衣只看到眼前这个高大的亚洲人凶狠地看着他，已经哆嗦成一团，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叫警察，叫警察。”
我冲过去拉着张岸的胳膊，和他说：“我们走，不发了，咱回家。”
张岸扬起一只手要打他，我用尽力气死死拉着他，他才慢慢软下去。我满身尘土，声音嘶哑，几乎用祈求的语气对他喊：“求求你了，咱们离开这儿吧。”
最后，张岸把那个胖子狠狠扔在地上，扶起我一起走下楼梯，去坐地铁。我们身后，灰风衣尖利地喊着：“抓住他们，警察快来呀。”
我闭上眼睛，靠在他身上。
地铁像一个要自杀的人，在黑暗和光明中横冲直撞。张岸什么都不说，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他的手那么凉，一直到家都没有温热起来。
我只是想着一个问题，又没有工作了，我们又没有钱了。
走到我家门口的路灯下，我站住不再走，和他说再见。他愣了一下，明白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不要他进去坐了。
他低着头看我，依然那样温柔，仿佛是一片初夏的天空，晴朗却不炎热。他抿着嘴，对我说：“你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给你送饭过来。”
我摇摇头，看着他，说不用了。
这时他伸出手扶着我的肩膀，紧紧地抓着我说：“吴涯，我怎么会让你跟着我受了那么多委屈？我养你，你不用工作了。”
我躲开他，看他的双手逐渐空白成一个无奈的手势，然后颓唐地放下来。
我感觉到心里那个断裂的地方长出植物，植物戳破了脆弱的补丁。断裂的两边越来越重，就要各自掉下悬崖，再无联系。
我心里一片安静，是那种要冷笑的安静。张岸，只会用法语说“你好”和“我爱你”的这样一个人，用什么来养我呢？
你在这里只能做情圣，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刻，生长出的植物是野草，或者是一棵槐树。这些普通的生命开始在我的玫瑰园里发芽，长大。我在心里留给他的那一片地不只是纯爱的颜色了，我甚至释放了一直以来压抑着的念头，这个人，不是来爱我的，不是来使生活变得更好的。那么，是不是要他走呢？
我就这样一路想着，走进家门。换衣服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外套还披在我身上。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穿的那一件，明亮的黄色，很大很暖和。
在春天的某一天，他就是穿着这件衣服从天而降，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我把这件衣服蒙在脸上，使劲嗅了嗅。
然后眼泪就毫无预兆地落下来，我不要他走。
十二月兵荒马乱地到来，先是学校的秘书通知我，上个月的考试有两门没有通过。秘书处的玛利亚特地打电话给我，说吴涯，你先别着急，下个星期老师们开会，我再帮你问问。你是从来不会考试不及格的，肯定是他们弄错了。
我摇摇头，和她说谢谢，不用了。文学史和欧美诗歌比较这两门课，我在大半个学期里都是逃掉去打工的，其实我在考试的时候就已经有预料到，只是真正拿到成绩单，还是很难过。
我想起刚来法国的时候，课堂笔记都记不全。我总是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听课，脑子里却乱到想哭。有时候一节课在三个不同的班级上，我在每节课都会出现。有一位叫莎莉的老师终于发现了我，下课以后走过来看我的笔记本，上面零零落落记着残缺的笔记。后来，她把自己的备课本借给我抄，并且还帮我借了其他课程的备课本。
过了一个学期我才知道，她是俄罗斯人，十八岁才来到法国。她也经历过那一段听不懂课，抄不到笔记的日子。她说，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她希望我的这个过程比她短。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不及格过。
发考卷的时候，莎莉老师把只有八分的卷子重重地放在我面前，我不敢抬头，然而还是感觉到她失望和责备的目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那天，下课之后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坐上一班人少的公车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守着好多规矩的小女孩。不能吃街边的羊肉串，不能晚回家，不能考试低于八十分，不能和男同学随便讲话。
现在想起来，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能忍受得了那么多的不允许呢？然而，那个时候她并不是不快乐啊，她从来没有哪一天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路菁菁约我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我点了水煮牛肉，她点了鱼香茄子。我奇怪地问她：“你这个食肉动物怎么现在吃素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简尼不爱吃茄子，我在家都不做的。”
那家中餐馆是刚开业的，我们看到门上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就进来了。谁能料到水煮牛肉根本一点儿都不辣，甜丝丝的汤上面飘着零星的几个辣椒。牛肉太老，切成挺大的块，连汤都不是红色而是和水一样清淡。
我吃了一口就咽不下去了，这哪儿叫水煮牛肉呀，不如叫清汤牛排算了。
路菁菁笑着尝了一口，说：“这是做法国人生意呢。要是真做成咱们那种正宗的川菜，过几天就该关门了吧。”
我撅着嘴想起以前同住的日子，路菁菁的厨艺简直是远近闻名的。我因为不会做饭，还被妈妈担心了好久会在国外饿死。路菁菁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和我妈保证，“阿姨您放心，吴涯和我在一起只能更胖，不可能瘦。”
后来我就每个月给路菁菁伙食费，正式成为了她优秀厨艺的受益者。她不只是做饭好吃，还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别人做完饭厨房都变成战场，还要专门派一个人来收拾和洗碗。路菁菁做饭速度极快，我们同时七点放学回家，七点半她就能变出三菜一汤来，菜式完全不带重样的。厨房明亮干净，还能同时预备好我们第二天的午饭。
后来我们来到巴黎，中餐馆比从前的小城市多了好多。我们不住在一起的日子，我经常打电话给她汇报，今天去了哪个新开的餐馆，里面的菜又贵又难吃，然后我就和她撒娇说：“路菁菁，他们做得都不如你做得好吃，我很想念你做的红烧肉。”
然后她一定会好脾气地呵呵笑着说：“那你周末来，我给你做。”
我就这样以半蹭饭的形式又在她那里受益了大半年，直到她碰到简尼。
现在，我面对着难吃的清水牛排像从前那样和路菁菁说：“我还记得你之前做的水煮牛肉。咱们当时住的房子那么小，你每次把辣椒过油的时候刺啦一声，房间里好久好久都是那股辣味。”
路菁菁笑着说：“是呀，被子上、衣服上都是那股味道。有一次你睡着了还抱着被子流口水呢。”
我想起这件事哈哈大笑，笑完以后撅起嘴说：“路菁菁，你去我家咱们还和以前一样做饭吧。”
她不说话了。
这个突然到来的空白把我拉回现实里，刚才的笑声仿佛还有回音。我以为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常常因为一点儿小事抱在一起笑个不停，也能因为某个人钻在一个被子里彻夜长谈。
我以为我们还是从前那样呢，直到路菁菁说：“我好久没有做过饭了。简尼不喜欢中餐，我们总是煮意大利面，或者吃罐头食品。”
路菁菁穿着一件毛毛领子的格子大衣，带黑色皮手套。她愈发苍白瘦削了，从前那个壮实的黝黑的少女慢慢不见，慢慢变成熟，慢慢变优雅，变得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了。路菁菁这个人也慢慢不见，她变成了另外一个没有性格的灵魂。
想到这里我很害怕，正想问她些什么。她抬起头看着我，用最近常有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对付我，然后说：“吴涯，你什么都别说，这是我选的，我挺好的。”
夜幕降临，餐馆里的人逐渐多了。狭小的空间人声鼎沸，有人大声在我身后问：“吴涯？你是吴涯吗？”
我回过头，是一个留着寸头的男孩。我想了半天也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他，就点点说：“是的，你是谁呀？”
他手里还拿着手机，看样子没有挂断呢。他说：“你不记得我了？我是陈小舟的哥们，上次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我还和你喝过酒呢。”
我说：“哦。”实际上我已经不记得那个昏昏沉沉的晚上见过什么人了，还是对他没有一点儿印象。他和电话那边说了一声，你等会儿哈。
然后把手机递给我说：“怎么那么巧，我正和小舟打电话呢，他正说你呢。”
我接过他的手机，说：“喂。”
陈小舟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千篇一律的开场白。他说：“吴涯，你还好吗？”
还不等我回答，他就接着说，“我在这边好着呢，前天邻居还送了我一兜子刚打上来的鱼和虾。我还想，你什么时候来我给你做红烧鱼吃。”
我说：“那我放假的时候去马赛看你，或者你来巴黎。”
“好啊，好啊。”
我抬起头，那个板寸男孩也站在我面前，煞有介事地跟着说，好啊好啊。
然后，陈小舟又问我，“吴涯，你和那个人，还好吗？”
我知道他问的是张岸，一下子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淡淡地说：“还好。”
我把电话还给板寸。他约的人都来了，大约有十多个男男女女。有一个挺胖的女孩跑过来问他，这两个美女是谁呀。
半寸指着我说：“这就是吴涯嘛。”
那个女孩好像心知肚明一样，和其他人一起说：“哦，就是陈小舟的那个呀。”
我心里纳闷，我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有名了？还是和一个很久没有见过面的人相关的。
板寸一大帮子人坐在门口的圆桌上。我和路菁菁没有过去和他们一起坐，又聊了一会儿，夜就深了。
有人喝多了，饭店里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
路菁菁问我，“吴涯，咱们来法国几年了？”
我说：“三年了。”
她说：“对，那时候也是冬天，我还记得我比你早来一个月，第一次在语言学校看到你就下着雪。你穿一件大红的羽绒衣。”
我说：“我那件羽绒衣还在呢，我过几天还得穿那件。”
她笑了一下，继续说：“那天你们班的人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的，然后快下课的时候就拿出一个蛋糕一起唱生日歌，那天是你生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女孩多幸福啊！长得那么可爱，大家都喜欢她。”
我也笑了，和她说：“那天我收到好多礼物呢，我都留着。当时搬家来巴黎扔了好多东西，可是那次收的礼物一样都没有扔。”
我拨开头发，给她看耳朵上的小兔子耳环。送耳环的男孩现在已经不联络了，听说他已经回国了。可是每次看到这些东西，我心里就暖暖的。
路菁菁说：“就是这对耳环，你当时就带上了。”
我惊讶地问她，“原来你当时那么注意我呐。”
她说：“不是的，我和陈小舟当时是同桌，他也买了一对耳环给你。是施华洛世奇的。当时咱们刚来，我觉得那对耳环好贵啊，全班女生都抢来看。”
陈小舟说，是要下课送给你的。
我有点儿迷惑了，记得当时和旁边班级的这个男生并不是很熟悉。
路菁菁微笑着继续说，“那天他上课的时候都没有听讲，一直琢磨着下课以后在哪个地方假装和你偶遇，把这个礼物假装不在意挺酷的送给你。谁知道，你走出教室，耳朵上就已经有这对小兔子了。陈小舟就站在我们班的教室门背后，看了好久，然后把他的礼物慢慢收进书包里了。”
原来你们背着我有那么多小阴谋呐。
她脸红了一下，叹口气问：“吴涯，有时候陈小舟还问我这个问题。你说，如果当时你带了他的耳环，是不是就没有现在这些事情了？你会不会就和他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是一个不懂得假设的人，如果我没有遇到张岸，或者如果那时候我心里已经被陈小舟或者别人套了一个指环，那么，还会不会有考试的不及格？
我大口喝着刚送上来的火腿玉米汤，心里想着，陈小舟你这个大傻瓜。
那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十点钟的街道好像一场舞会才刚刚开始，周围太嘈杂，我喝了一点儿酒，有点儿晕晕的，并没有听到手机疯狂的响声。
十一点，我和路菁菁走出饭店。在这年轻人聚集的街区，旁边的酒吧里传来疯狂的音乐声。我哆嗦了一下，天很冷，开始下雨了。手机这时候响起来，是留言信箱，七个未接电话。
都是张岸的号码，我试着拨过去。那边乌拉乌拉半天才有人说ALLO？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愣住了。问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那边用很低的声音说：“这里是ST-DENIS车站旁边的路标餐馆。你有一个朋友在我这里，请你来接他。记得一个人来。”
然后就挂断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张岸在哪个饭店和人吃饭，喝多了自己回不来。可是又听说让我一个人过去，就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路菁菁看到我的脸色变了，“怎么了？不是你家被盗了吧？”
“是张岸，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说，都这么晚了，他会出什么事呀？”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关系，我说了这几句话声音就哽咽了，眼眶热热的。
“吴涯，你别急呀。你有地址吗？我陪你去。”
“不用了，你回家吧，要不简尼该着急了。”
“不行，我陪你去。九十三那个区有多乱你知道不知道？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路菁菁拉着我的胳膊，不容置疑地说。
我感激地看着她，重重地摇摇头，“他们说让我一个人过去，我要赶快走了。咱们一起走到地铁站就算是你陪我去了好吗？”
路菁菁无奈地看着我，想了想，掏出钱包，从里面拿了几张塞到我手里。
“以防万一。”
我按照地址找到的是一家很小的越南餐馆，那时候雨已经下大了，门口挂着几只破损的红灯笼，在风雨中飘摇。里面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客人，一个老板模样的人笑容可掬地端着盘子迎来送往。
我推门走进去，穿着大红旗袍的一个女孩走过来说，欢迎光临。
我急忙和她说：“我找张岸，他是在你们这儿吗？”
女孩莫名其妙地摇摇头，表示听不懂中文。
我又用法语说了一次，后面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跟我过来。”
是刚才那个像老板一样的男人。
我跟着他在很多装满啤酒瓶的纸箱子中间穿行，我的丝袜刮破了缩在小腿上，我抱紧自己的包不敢和他靠得太近又不能太远。我们越走越黑暗，越走越冷。
上了狭窄的楼梯，又走了很远。终于，他在前面砰地打开一扇木头门。灰尘扑面而来，这是一间陈旧的储藏室。我被呛得猛烈咳嗽起来，那个男人等我平静下来，依然用单调的语气说：“在那儿。”
这储藏室是老式建筑的顶楼，有一扇很小很小的窗户透出星光来。我睁大眼睛，使劲向里面看，角落里躺着一个人。
我感觉到心脏猛烈地跳了一下，然后紧紧缩起来。我看到了张岸。
我飞奔过去，却在他跟前站住了。我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他蜷缩在窗户下面，安静地闭着眼睛，仿佛是一个婴儿，又仿佛是一个老者。
我不知道我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事情，我不敢往下想，眼泪结了冰凝在眼眶里，一直往下沉。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他做工的时候晕倒了，我真是倒霉。”
我扑过去，使劲摇他，喊他。“张岸，你醒醒啊，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咱们回家。”他听到我的喊声轻轻动了一下，嘴唇张了张，无声地说，回家。
那个男人告诉我，一个星期以前，张岸来这里请他同意自己来做洗碗工。他工作得很慢，每天都会被骂。别人十分钟能洗三十个盘子，他只能洗五个。其实这家饭店本来并不需要人的，可是张岸每天都和老板说，请你让我留下吧，我家里有一个小妻子。今天，他晕倒在洗碗池边上，因为是黑工，所以饭店的人就把他移到这里来，并不敢叫救护车。
“而且，这没有什么啦，我见得多了，就是做工太辛苦，营养不良而已啦。”
那个男人帮我把张岸扶到楼下，帮我们叫了出租车。我把张岸在后座上安置好，走出来深深地和他鞠了一个躬。他挥挥手说：“小姑娘，在外面生活都不容易呢。”
我坐在出租车上看着张岸的脸，我把他的手摊开放在我的手上面。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啊，我还记得第一次被他握着，那么大那么温暖。仿佛被这样的手包着就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了，那种暖，一直暖到心里去。
这是一双艺术家的手。当他托着相机的时候，当他伸出双手测试比例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指缝中满是希望和想象。
他的手现在冰冷地摊在这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开的口子。我的眼泪滴在上面，他好像皱了一下眉头。他那样苍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这些日子，我好像是无意识地躲避着他，只有几天没有见面，他怎么瘦了那么多啊。
我抚摸着他的额头，“你还难受吗？你还疼吗？”
他轻轻撅着嘴，嘟囔着，“回家，回家。”
我也小声哄着他说：“咱们就回家了。咱们就快到了。”
出租车司机回过头来问：“小姐，你刚才和我说是福楼拜路四十号还是四十八号？”
还没有等我回答，张岸突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去那儿，我要回家。”
我摸着他的额头重复着，咱们这就回家了。
司机奇怪地看了我们一眼，飞快地转弯，就到了家门口那条熟悉的小路。我先跑过去打开大门，然后跑回来搀着张岸，把他从车里拽出来。他的头碰在车门上，砰的一声，在黑夜里非常清晰，非常吓人。
我急忙把包扔在地上，伸手护着他的头。他迷迷糊糊地撇了一下嘴，有点儿委屈地抓紧我的手，轻轻说：“微微，咱们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