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诊室里，我们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婴儿从沙发上摔下来，壶盖砸中婴儿的脑袋，哥哥对弟弟丢玩具……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你会变得比经历过各种场面的市警还要愤世嫉俗。事实上呢，健康的小孩很少会这么不堪一击，比方说，很少会有小孩因为跌下沙发而造成视网膜出血的。
所以我当时并不认为推断泰利斯虐待小孩有什么大的问题，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觉得。
但泰利斯自我辩护的方式让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并不认为他是无辜的，我跟很多普通人一样难免习惯于以貌取人，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免不了带有种族歧视的偏见。谁都一样，很难避免的。譬如说，你下意识地跨越马路以避开一群黑人少年，那就是种族偏见；如果你因为害怕而不敢跨越马路，也是种族偏见；如果说你看到一帮黑人少年而毫无反应的话，我想你一定是从我不知道的外星来的。
我之所以在这里稍作停顿，是因为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最近，我曾经到新泽西州的一个富裕郊区出诊，就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病例。一对白人夫妇外表光鲜，开着配置一流的Range Rover轿车，急匆匆地把六个月大的女儿送来急诊。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当时的症状和小杰一模一样。
但没人怀疑父亲虐待孩子，没人会想到去绑住他。
我走向泰利斯。他怒目圆睁，眼放凶光，就像贫民区的凶悍流氓。如果是在街上看到，我一定会大惊失色，但在这里，他也就是一只冲着砖房吹气的大野狼而已。
“你儿子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吗？”我问他。
泰利斯不理我。
“你儿子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吗？是还是不是啊？”
这回他冷静下来了，说：“是的。”
“他割过包皮吗？”
泰利斯再一次怒目圆睁，冲我吼：“你是哪里来的变态医生？”
“绝不是和你同类的那种！”我也生气地反击，“他有没有割过包皮，有还是没有？”
泰利斯没好气地说：“有。”
我查出小杰的社会保障号码，输入电脑，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就诊记录。我查询割包皮的记录，正常。该死，我又看到了其他的记录。显然，这并不是小杰第一次送来就医，他出生才两个星期，他父亲就曾经因小杰肚脐流血不止送他来医院。血是从脐带流出来的。
很明显，这不对劲。
警方坚持要扣留泰利斯，但我们决定还是先帮小杰验血。验血的时候，泰利斯并不反抗，静待结果。我尽量地催促医护人员快点出结果，尽管我在那里并无实权。实际上，很少有人通过验血，我们确定小杰凝血时间过长，但血原凝结时间和血小板都正常。好的，我们再忍耐一下。
结果确定下来了，可以说是好消息，也可以说是坏消息。婴儿并没有受到父亲虐待，尽管父亲穿得像个流浪汉似的。导致视网膜出血的原因是小杰患有血友病，小孩因此失明。
保安人员叹口气松开了泰利斯的手铐，一声不吭地就走开了。泰利斯揉揉自己的手腕。没人因为先前错怪他虐待儿子而向他道歉，也没人因为他儿子双目失明而过去安慰他两句。
你能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富裕的街区吗？
从此之后，小杰就成了我的病患。
此刻，小杰躺在病床上。我抚摸着他的头，注视着他失明的双眼。这个时候，小孩一般都会用极端恐惧或者无比崇拜的眼神看着我。我的同事们都相信，小孩比大人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问题也许并不是那么复杂。在孩子眼里，父亲母亲是勇敢的，而且无所不能，而现在小杰的父母正抬起头看着我，满怀恐惧的期盼眼神似乎在等待奇迹发生。
对于小孩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几分钟后，小杰闭上眼睛，昏昏睡去。
“他只是不小心撞到了门框，”泰利斯对我说，“就只是撞到门框而已。他眼睛看不见，难免发生这种事，不是吗？”
“我们得把他留在医院进一步观察。”我说，“他不会有事的。”
“怎么可能没事？”泰利斯看着我，“他如果一直流血，怎么可能不会有事？”
我无言以对。
“我要带他离开这里。”
泰利斯指的不是医院。
泰利斯伸手从口袋拿出钱来。我没有那个心情，举起手，说：“待会儿再说。”
“医生，谢谢你赶来。我非常感激。”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赶来是为了他儿子，而不是他，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
要小心，卡森心想，心跳却加速。一定要非常小心。
卡森、斯通、柯林斯基和戴蒙特四人，还有地方检察官兰斯·芬恩一起坐在会议室里。芬恩野心勃勃，狡猾阴险，一对眉毛起起伏伏，苍白的脸表情严肃，就像一张一碰到高温就会融化的苍白面具绑在了专注严肃的脸上。
戴蒙特说：“这次绝不能让那个混蛋跑了！”
“我再说一次，”兰斯·芬恩说，“完整明白地解释清楚，最好让艾伦·德肖微茨（译者注：Alan Dershowitz，美国最有名也是最富争议的律师之一，1994年轰动一时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他辩护的。）也想把他关进大牢。”
戴蒙特对搭档点点头，“你来说吧，柯林斯基，让我们也兴奋一下。”
柯林斯基拿出笔记本，念道：“瑞贝卡·萨耶的头部中了两枪，是用90自动手枪在非常近的距离射中的。我们拿到联邦法院的搜查令后，在大卫·贝克医生家的车库找到了一把90手枪。”
“手枪上有没有指纹？”芬恩问。
“没有。但经过弹道测试，可以证实在贝克医生家找到的手枪就是凶器。”
在急诊室里，我们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婴儿从沙发上摔下来，壶盖砸中婴儿的脑袋，哥哥对弟弟丢玩具……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你会变得比经历过各种场面的市警还要愤世嫉俗。事实上呢，健康的小孩很少会这么不堪一击，比方说，很少会有小孩因为跌下沙发而造成视网膜出血的。
所以我当时并不认为推断泰利斯虐待小孩有什么大的问题，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觉得。
但泰利斯自我辩护的方式让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并不认为他是无辜的，我跟很多普通人一样难免习惯于以貌取人，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免不了带有种族歧视的偏见。谁都一样，很难避免的。譬如说，你下意识地跨越马路以避开一群黑人少年，那就是种族偏见；如果你因为害怕而不敢跨越马路，也是种族偏见；如果说你看到一帮黑人少年而毫无反应的话，我想你一定是从我不知道的外星来的。
我之所以在这里稍作停顿，是因为这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最近，我曾经到新泽西州的一个富裕郊区出诊，就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病例。一对白人夫妇外表光鲜，开着配置一流的Range Rover轿车，急匆匆地把六个月大的女儿送来急诊。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当时的症状和小杰一模一样。
但没人怀疑父亲虐待孩子，没人会想到去绑住他。
我走向泰利斯。他怒目圆睁，眼放凶光，就像贫民区的凶悍流氓。如果是在街上看到，我一定会大惊失色，但在这里，他也就是一只冲着砖房吹气的大野狼而已。
“你儿子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吗？”我问他。
泰利斯不理我。
“你儿子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吗？是还是不是啊？”
这回他冷静下来了，说：“是的。”
“他割过包皮吗？”
泰利斯再一次怒目圆睁，冲我吼：“你是哪里来的变态医生？”
“绝不是和你同类的那种！”我也生气地反击，“他有没有割过包皮，有还是没有？”
泰利斯没好气地说：“有。”
我查出小杰的社会保障号码，输入电脑，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就诊记录。我查询割包皮的记录，正常。该死，我又看到了其他的记录。显然，这并不是小杰第一次送来就医，他出生才两个星期，他父亲就曾经因小杰肚脐流血不止送他来医院。血是从脐带流出来的。
很明显，这不对劲。
警方坚持要扣留泰利斯，但我们决定还是先帮小杰验血。验血的时候，泰利斯并不反抗，静待结果。我尽量地催促医护人员快点出结果，尽管我在那里并无实权。实际上，很少有人通过验血，我们确定小杰凝血时间过长，但血原凝结时间和血小板都正常。好的，我们再忍耐一下。
结果确定下来了，可以说是好消息，也可以说是坏消息。婴儿并没有受到父亲虐待，尽管父亲穿得像个流浪汉似的。导致视网膜出血的原因是小杰患有血友病，小孩因此失明。
保安人员叹口气松开了泰利斯的手铐，一声不吭地就走开了。泰利斯揉揉自己的手腕。没人因为先前错怪他虐待儿子而向他道歉，也没人因为他儿子双目失明而过去安慰他两句。
你能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富裕的街区吗？
从此之后，小杰就成了我的病患。
此刻，小杰躺在病床上。我抚摸着他的头，注视着他失明的双眼。这个时候，小孩一般都会用极端恐惧或者无比崇拜的眼神看着我。我的同事们都相信，小孩比大人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问题也许并不是那么复杂。在孩子眼里，父亲母亲是勇敢的，而且无所不能，而现在小杰的父母正抬起头看着我，满怀恐惧的期盼眼神似乎在等待奇迹发生。
对于小孩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几分钟后，小杰闭上眼睛，昏昏睡去。
“他只是不小心撞到了门框，”泰利斯对我说，“就只是撞到门框而已。他眼睛看不见，难免发生这种事，不是吗？”
“我们得把他留在医院进一步观察。”我说，“他不会有事的。”
“怎么可能没事？”泰利斯看着我，“他如果一直流血，怎么可能不会有事？”
我无言以对。
“我要带他离开这里。”
泰利斯指的不是医院。
泰利斯伸手从口袋拿出钱来。我没有那个心情，举起手，说：“待会儿再说。”
“医生，谢谢你赶来。我非常感激。”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赶来是为了他儿子，而不是他，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
要小心，卡森心想，心跳却加速。一定要非常小心。
卡森、斯通、柯林斯基和戴蒙特四人，还有地方检察官兰斯·芬恩一起坐在会议室里。芬恩野心勃勃，狡猾阴险，一对眉毛起起伏伏，苍白的脸表情严肃，就像一张一碰到高温就会融化的苍白面具绑在了专注严肃的脸上。
戴蒙特说：“这次绝不能让那个混蛋跑了！”
“我再说一次，”兰斯·芬恩说，“完整明白地解释清楚，最好让艾伦·德肖微茨（译者注：Alan Dershowitz，美国最有名也是最富争议的律师之一，1994年轰动一时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他辩护的。）也想把他关进大牢。”
戴蒙特对搭档点点头，“你来说吧，柯林斯基，让我们也兴奋一下。”
柯林斯基拿出笔记本，念道：“瑞贝卡·萨耶的头部中了两枪，是用90自动手枪在非常近的距离射中的。我们拿到联邦法院的搜查令后，在大卫·贝克医生家的车库找到了一把90手枪。”
“手枪上有没有指纹？”芬恩问。
“没有。但经过弹道测试，可以证实在贝克医生家找到的手枪就是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