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事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对日本的警告。
1840年6月，大英帝国舰队的猛烈炮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最后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求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而结束。鸦片战争不但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它在日本朝野引起的震动，更是非同小可。当时，正是幕府政权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时期，全面海禁，只留长崎一地作为对外贸易交流的窗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日本对外界情报的接受和掌握。鸦片战争一爆发，日本的警报系统就迅速启动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幕府政权当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定：凡是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报告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报告称作“和兰风说书”。通过这些风说书，有关鸦片战争的消息及时地传到了东瀛列岛。比如关于中国禁烟运动的消息，最早在 1839年的“和兰风说书”里就有，它这样记载：“广东禁止英吉利等国人之鸦片走私，官府奉旨严查藏匿鸦片的基地，同时对中国吸食者也加以重刑。”据日本学者森睦彦的调查统计，自1840年至 1844年，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唐风说书”共十九件，其中有一件《蒙问今为阿片一件》，是一个名叫周蔼亭的中国船主提供的，其中这样记述：由于英国人向中国贩卖鸦片，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于是皇上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命令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交出鸦片，付与大黄、茶叶作为赔偿，隐匿不交者，查出后处以死刑。英国商人共交出二万零三十六箱。1839年九月，中英两国军舰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份报告叙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大致符合事实。
除了这些“风说书”，日本人通过中国的书籍和资料，迅速获得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846年大陆出版了一部叫《乍浦集咏》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浙江乍浦地区文人们撰写的悼念本地的殉难烈士、声讨英军暴行的诗文。令人惊奇的是，这部诗集到同年十一月，就有了日本的刻印本，这种近乎同步的刻印速度，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重视的程度。
这些“风说书”和书籍资料通过那些担任翻译的“通事”和负责抄写的幕府文职人员传到社会上，迅速流布开来。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出现许多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其中代表作之一、岭田枫江的《海外新话》，不仅详细地描写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及广东、定海、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战争的场面，还介绍了英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告诫“海防志士决不可以西洋僻境之夷人而蔑视”。正文前的序诗这样写道：“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略）哀哉百万讲和金，往买夷酋一朝笑。唯我神州屹海东，四沿青涵苍波中。”诗的最后，作者点出写作宗旨：“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
好一个“天赐前鉴”，四个字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性格。请看看日本的仁人志士当时的表现--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当时幕府总理政务的老中水野忠邦立即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
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原本以为清朝是一个大国，夷狄不敢轻易侵犯，听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认为“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甚至还建议，为了应付这次紧急事态，应推迟参拜日光的时间，并将参拜日光的费用用于军备。1853年7月，他就海防问题向幕府上书，指出：“近来清朝鸦片烟之乱，乃前车之覆辙。”
日向国佐士岛津忠宽在向幕府上书时，也忧心忡忡地说：“今清朝大乱，难保何时波及日本！”
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鸦片战争尘埃尚未落定的 1842年11月，就提出了关于加强日本海防的意见书--《海防八策》，提醒人们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之后很可能来侵犯日本，强迫日本签订像《南京条约》这样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因此，日本必须把铸大炮、造军舰、兴海军作为当务之急--“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
精通西洋炮术的军事学家高岛秋帆有感于鸦片战争中英军炮火实力，在更早的1840年秋天，就通过长崎地方最高官员向幕府提出改进武备的意见书，他认为日本诸炮家的炮术，已落后西方数百年，毫无可用之处，强调“防御蛮夷而熟悉其术，乃至关紧要之事。”
著名诗人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视山阳一带海防时，写了这样一首诗：“勿恃海内多礁石，支那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诗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倚仗大海天险，从中国浙江到日本海路相通，西方列强的巨舰一下子就能到达日本。
仁人志士们还从各个角度总结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清政府腐败、武备不修，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皇朝统治者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遭此惨败的更深层原因。斋滕正谦谈到中国战败的原因时就说：“清国自称中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他们凌辱。”
不仅如此，日本还从鸦片战争中了解英军的侵略伎俩，汉学家广濑旭庄就说：“清国之乱虽盛，然视鄂罗斯、英吉得掠取其地之道，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俩也，唯我邦一向有备，见清之被侮，更应慎矣。”江户末期的经济学者佐藤信渊还编了一部《防海策》，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说：“本邦与西洋夷无战，难得其议。然天保十一年（公元1840年），清国数十度之战，皆大败，不能与其对阵，最终割地、赔款、求和，因此特地记录清英水陆几十仗的战法并加评论。”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这个天赐前鉴给日本带来三个好处：一、吸取了中国失败的教训；二、及时地加强了军备；三、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列强的脾气，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使日本在十三年后遭遇黑船叩关时，少走了许多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