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三版)(3)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然而具体到日本,情况就不同,对日本这个曾喝自己的奶水长大,后来负恩杀师的东洋二鬼子,中国人自然不会有好的情感。如果说中国面对西方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面对日本时,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导致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时深感“读西洋书,受东洋罪”之苦, 其情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写到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客观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并不清楚。于是,在“大中华”与“大西方”双重作用下,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一边迅速地将日本忘记。

其实,无论是“大中华”日本观,还是“大西方”日本观,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如果说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对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话,后者就是将日本仅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于是,日本人的爱国、做事认真、爱美、进取心之类,统统作为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对照而被夸张甚至绝对化,而对其所以然,却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完整的日本,无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来龙去脉,当然无从把握。更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将日本老百姓与统治者一分为二,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固然很高明,真的这么认为,就很成问题。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全民的狂热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无一例外都是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又吃过日本的大亏,按理讲,中国应该最懂日本,然而是事实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仿佛诺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中国人对日本的无视或轻视变本加厉,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遮蔽下,日本的庐山真面貌离我们越来越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青豆书坊总编苏元女士的诚邀,我对《暧昧的日本人》再次作了修订。时值夏日酷暑,闷热难挨,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此番修订不同以往,对全书章节作了重要调整,大刀阔斧,将次要的内容及枝蔓悉数删去,压缩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融入本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文字作了进一步的锤炼。经过这一番瘦身整形,全书精神了很多,主题更突出,文脉更畅通,私心觉得可无大憾矣。

李兆忠

2010年立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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