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香港出差，适逢展览大旺季，平常住的酒店贵到不象话。为了替公司省钱，住到了九龙尖沙咀的一家酒店。
来往香港办公室间最快的方式是搭天星渡轮，不然坐taxi走隧道容易塞车。那天加班到比较晚，和同事吃完晚饭兼宵夜，赶搭渡轮回去旅馆。镇日的疲惫，在海风吹拂下，仿佛结熟了痂的疤，剥落了下来，我的感官与知觉，成了刚露出来新生的嫩皮，敏锐而脆弱。
望着维多利亚港湾的夜色，美得让人心碎，但IFC2（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这是香港现在最高的大楼）顶端的爪子贪婪地撂向天际。我遥望沙田的方向，也是爸爸以前工厂的所在地，听说以前是没有怎么开发的地方，昔日的荒烟蔓草，对照今日的高楼耸立，陈年过往，一幕幕快速从脑海闪过。
回过神来，掏出我的黑莓机，很快浏览几个邮件，飞快地用两只拇指回了几封。渡轮上隔壁的银发夫妇一身观光客打扮，大花的夏威夷短袖衬衫及短裤，张大眼睛，瞪着我说：“Wow! You type like a robot!”（哇！你打字好像一个机器人！）我哑然失笑！“Well, because I was’a robot!”（对呀！我曾经就“是”个机器人）。
从小家境困顿，从帮忙做塑料花外销，一大袋1块钱贴补家用，到中学毕业暑假去电子工厂做电焊女工赚学费，机械化、单调且反复的工作，训练得我双手灵活，就像汽车厂的机器手臂，到今天可以用拇指飞快地在黑莓机上发电子邮件。手指舞动的对象，随着年岁的更迭、物换星移，我也从昔日的女工，成了负责Google台港业务的总经理。一路走来能有一点成绩，当然有很多贵人相助，后面会再提及，但对我影响最深远的就是我的母亲，希望透过这本书《真情与无畏：从女工到Google台港业务总经理》，对她致上最深的敬意与谢意。
人过了某个年纪，开始变得“山东馒头”（sentimental，感伤），以前不愿、拒绝回顾的过往，现在却时常在夜深时向压抑已久的心头呼唤。
能够出版这本书，把一些隐藏在记忆幽微角落中刻骨铭心的片断分享出来，是一种宣泄（catharsis），是一种治疗（therapy），更是一个大和解（reconciliation）的过程。特别有某些段落，说也奇怪，就跟看电影《梁祝》的十八相送一样，每看必哭。如：《创新的种子》中陪我妈到河边洗衣这段，《我最怕穿的那双鞋》的最后一段，还有讲我爸的那两篇（《我喜欢“失业”的爸爸》和《爸爸很“爱国”》）。
其实很多的过去，多年来真是“不堪回首”，但有次在美国基督教书店逛时看到一本书，依稀记得书名是《把眼泪化为珍珠》，作者经历详情不记得了，但也是非常坎坷，他说神感动他，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因为这样眼泪就不会白流，可化做珍珠帮助别人。
还记得在美国的教会里有一个姊妹，曾生下一个先天缺陷的女孩，不到1岁就被天父接走，他们夫妇俩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但多年来，也不知带给多少类似经验的夫妇极大的安慰（有流产、堕胎、白发人送黑发等），就像《圣经》之《罗马书》5章3~5节所说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虽有这样模糊的感动，但一路走来，老是“兵荒马乱”、“兵马倥偬”，迟迟未能动笔。直等到2005~2006年，我的休耕年，才挤出几篇，放在Blog上，跟一些同学、朋友分享。没想到陆陆续续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看了感动得哭了，我半信半疑。
直到和大哥成华及大嫂芳芳分享这些文章，从此就踏上“不归路”。芳芳是大好书屋总编辑，非常会“灌迷汤”，大肆称赞我的文笔非常真诚，也有很多不错的“画面”，搞不好将来还可拍电影，说得我龙心大悦，心花朵朵开。就在她“循循善诱”下，帮我规划进度，建议我很多又很好的写作方向及角度。
而且她校稿功力一流，我一向性急，字迹潦草到不行。有一次在美国买东西结帐签刷卡单时，我一样大笔一挥，那老板瞪着我的笔，惊呼：“I saw smoke coming out!”（意指我写得快到笔尖都冒烟了）。连这种字，她都能校到准确度99％以上。加上帮我抓每篇标题，均具画龙点睛之妙，不愧是历练过天下文化、商周出版、时报等各大出版社，她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畅销佳作及经典巨作（像《EQ》、《黑幼龙慢养教育》、《一件T恤的全球之旅》、《北一女百年庆》〈全称是“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北一女”〉、《斑马花花》等均是出自她的编辑营销巧思）。
另外，如果不是大哥，我不会写出那两篇有关爸爸的文章。之前，我对爸爸一直是不谅解的成份居多，但在妈车祸住院其间，我和大哥时常在医院一起照顾妈妈，累了有时就在医院的中庭休息。有一天，不知怎的聊到爸爸，他告诉我一些我之前从不知道的事，包括爸爸选择跳楼自杀那天一早和大哥一起到公车站，还邀他一起搭一段公交车（详情你一定要看他自己写的那篇《一班没搭上的公交车》），我听完后，泪水决堤，突然觉得我是懂他的。而写妈是一种疗伤、一种赎罪，也是一种感谢。
前面提到我生命中有许多的贵人，帮拙作写序推荐的就有三位恩人。第一位是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的大老板《天下杂志》董事长兼总编辑：殷允芃女士，她让我永远以“天下人”为傲。
她给了我一个“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环境（内部员工训练，都找部长级的人物来讲课），让我可以像海绵般尽情吸收新知。
她让我在年仅23岁时，即带领一个年营业额上亿的销售团队。
她让我得了“大肩症”，因为在那样宏观、格局很大气的环境里，是很难不把“世界兴亡当己任”的，非常感谢她的推荐序。
另一位贵人，是前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暨执行长张孝威。
是他，给了我出国深造的机会。
是他，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在企业界当领袖的模范，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
是他，在我母亲车祸时，辗转帮我介绍神经外科权威，让我们在茫然无助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是他，在我考虑举家搬回台湾照顾母亲时，给我工作机会。感谢他帮我写序。
第三位贵人，则是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因为有幸和开复同在两家公司（微软与 Google）工作，因为他很有名，所以常被人问道：“你和开复的关系是……”我也一直回答：“我当然知道他，不过，他可能不记得我。”因为他带领一个三四百人的大中华区团队，每次见面常是大堆头的会，所以并不指望他会特别记得我。之前看过他写的两本书（《做最好的自己》及《做21世纪的人才》），想说他这么忙，还能写出这些质量俱佳的书，而且每次看到他都是气定神闲，一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雍容，所以也自然想向他效法。而且他又被誉为“中国的青年导师”，还有一个网站专门与青年朋友互动。我本来只是“斗胆”试试运气，看他可否帮我推荐挂个名就好，没想到日理万机的他，第二天就写了篇序，看完之后，让我感动莫名。
从今以后，再有人问起我和开复的关系，我不仅确信他记得我，还会骄傲地说：“他还帮我的书写过推荐序呢！”谢谢你！开复！
另外，更要感谢我所景仰的卡内基训练负责人黑幼龙先生及好友作家王文华的推荐。
最后，用我最喜欢的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一首诗《喻意永恒颂歌》（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里的一段诗做总结：
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
Of splendor in the grass, of glory in the flower;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虽然任谁均无法挽回
草原里的光辉，繁花盛开的时刻。
我们不要悲伤感叹，
宁可在残余中找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