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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死后，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著文，写乃父对华的印象和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怎样抓“四人帮”的经过。看来，华国锋并不是一个没有棱角的人，而是颇有些主见和个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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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史”是统治者的历史，修史者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修“国史”者都是学司马温公的“以史为鉴”。
故“史无信史”，难有董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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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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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地翻开书架上鲁迅的书随便浏览，在收入《坟》中的《未有天才之前》里有一段批评“整理国故”，觉得用在当前的“国学热”上也不无参考价值。且钞下备用：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地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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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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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时不时地见到有人著文谈所谓“文化自觉”，仿佛几年前费孝通在他最后岁月中讲出了这个词，还解释道，既要“美人之美”，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美”。费孝通的言词，一如其人，是很“中和”的。
近时有些文章（如那位朝三暮四的“摩罗”）似乎把“文化自觉”带上了“复古”的色调，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当今泛起的“国学热”攀上了亲。前一封抄引的鲁迅的话可以作为此问题的一个“笺注”。所谓“文化自觉”万不能走向“与世隔绝”。因为“文化自觉”既该“自觉”于我们的古老文化中的“美”，更应该“自觉”到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丑”。而那些久久贻害社会和人心的“丑”，正需要借助于外来文化中的“美”来加以涤荡、淘洗。这或许也是“启蒙”之一道。我这样说，也许某某人会说我是“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圆”主义，即“西方中心”论者。我没有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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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