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词中，他说他五十岁，出生在三宁区的华红村。他还说他不是早先的报告中所说的于1897年回中国的，而是于1908年4月回国的，在中国住了一年。
家族利用邝礼参与了一场精明的金蝉脱壳的骗局。弟弟邝礼确实存在。但这个新的邝礼正是英格?邝礼，家里的人说到他时，更多使用的是“弟弟”。这个“邝礼”是从中国来的一个朋友，入境时用的是邝礼原先的各种文件。第一个邝礼1897年就回国了，显然后来又回到了美国，并于1908年再次回国，死在了国内。虽然邝礼1917年的照片是一个面相完全不同的人，但移民官员根本没有在意。这个时候，邝泗已在白人社区中赢得了充分的尊重，移民署的官员并没有认真查看。
检查官W.A.布雷热写道：“毫无疑问，该申请人多年来一直是，现在仍是一位商人，一位本市邝泗公司的成员。该公司有三家不同的商号，每家商号都有中国古董、日本古董以及艺术品的充足货源。证人的证言表明，他是一个守信用的商人，作为上述公司的成员，本署对他非常熟悉。”
对于一个有时候用马粪把商品做旧、并诱使帕萨迪纳的主妇们支付更高价钱的人来说，这种诡计并不难。邝泗和邝庸试图证实新的“儿子们”的存在时，他们意识到文件儿子的计谋则更为可行。1910年，从点头村回来时，在安琪儿岛滞留期间，邝庸突然宣布他在中国有两个儿子--邝铭光（十三岁）和邝铭龙（八岁）。两年后，邝泗告诉一位检查官蒂茜在中国见过的他的第一个妻子杨氏死了--这是事实。他继续说道，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婴，出生几天后就死了，还有一个儿子邝宏，是1881年出生的，邝泗向当局声称就是他到达美国的那一年。在关于邝泗所谓的孩子们所进行的提问和回答的旁边，移民官员在每一行都划上了明显的斜线。邝泗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再也没有提到过宏。1917年，资料显示邝庸的“儿子”，铭光和铭龙已经“死”了。
对多数人来说，地震后的这些面谈一直作为一种改变生活经历的手段。邝泗和邝庸都报告说他们在中国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母亲雪英都裹了脚。假如邝泗和他弟弟的妻子都是裹了脚的，那么为什么不说其他股东的妻子都裹了脚呢？那些“股东”和他们一样穷，希望有一天移民署能够允许他们把这些出身高贵的妻子带来。一个小小的过失，但确实是表露心迹的过失。家族历史和社会地位只需几个精心挑选的字眼就能改变。
到了1910年，邝泗公司成了唐人街最大的商店，而邝泗本人正如理查德?怀特所说的，“几乎成了一个十足的美国化的中国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