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2日下午3∶40～5∶20（中间季承到，范曾来访）蔡德贵：昨天讲到您在国内的恩师，第三位是胡适先生，说到办公室的故事了。
季羡林：对。胡适这个人是这样子。原来在那个极左还厉害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为胡适之先生说几句话》，发表在《群言》杂志上。
蔡德贵：《群言》是民盟的杂志。
季羡林：民盟的。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胡适这个人，你要求他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既然是一种信仰，也应该允许人家不信仰。我讲他这个写文章，批评过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他没有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我并不是说他赞成共产主义，你要求胡适赞成共产主义，要求过高了。他能不公开骂共产主义，我说这就是进步，国民党他可是不满意，“知难，行亦不易”，一直批评到孙中山。
蔡德贵：他没有公开批评蒋介石，是不是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希望让蒋介石实现他当总统的幻想。
季羡林：幻想是有的。当时在北京的与他接近的几个人，一个他的秘书邓广铭，还有阴法鲁。
蔡德贵：阴法鲁也是秘书吗？
季羡林：阴法鲁不是秘书，是我们的同事，是来往比较密切的。当时我们都认为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他当了总统，会让你来当总统？一个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蒋介石会让胡适当总统。不过胡适自己还真有点迷了。
蔡德贵：他自己流露过这种情绪吗？
季羡林：他也没有流露，当时我的印象就是，他不大在学校里，经常往南京跑。
蔡德贵：去要官了。
季羡林：不是要官，是等着坐宝座，当总统。一个小官，他也看不上。北大我不清楚，清华大学的教授，到南京啊，蒋廷黻在南京当了新闻局长，后来到苏联当大使。也没有什么大官给你做。
蔡德贵：大使很低了，最多也就是厅局长级别的。
季羡林：对。蒋廷黻就是新闻局长，后来当驻苏联大使。
蔡德贵：说到蒋介石，先生，我插一句，1931年9·18以后您去南京请过愿？
季羡林：我去过。
蔡德?：记得都不详，没有详细线索，您能不能详细说一点？
季羡林：当时是这个样子。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开会，决议：绝食请愿。请愿干吗呢？请蒋介石要抗日。这是全体学生做的决定，结果绝大部分的学生，做了决定回家睡大觉了。
蔡德贵：回家睡大觉了？
季羡林：不是，是这个说法啊。做傻瓜的，我是其中之一。
蔡德贵：做了决定，回家了。
季羡林：全体做了决定，我是傻瓜，我们一小部分傻瓜真正到南京去了。怎么去的呢？大概100多人吧。我们到了前门车站，上车了。上车要去南京，后来站长讲，你们这样，这让我怎么交代啊？后来我们明白了，赶快下车，卧轨。
蔡德贵：在前门车站卧的轨。
季羡林：卧轨，真把脑袋枕在铁轨上，眼睛看着的是那个绿旗红旗，红旗，车就不开，绿旗，车开。绿的就开，红的就止。所以我们这些傻瓜躺在那个铁轨上，眼睛老看着红绿旗，一看到红旗啊，放心了，知道脑袋压不了了。
蔡德贵：您不傻呀。
季羡林：一看到绿旗，就想着，这个车真开了的话，脑袋就没有了。
蔡德贵：说开就开啊。
季羡林：真正开的话啊，你是不是把头缩回来。（大笑）是这个问题。
蔡德贵：那谁也不愿意无谓牺牲。
季羡林：人之情也。这有什么？
蔡德贵：最后就没去南京吗？
季羡林：去了。我们受了站长的暗示，下来卧轨，脑袋就看着红绿旗。结果这个绿旗啊，就不变了，那个车就不走了，老是红旗。我们就放心了，放心就出来和这个站长谈判。那时候，我是学生里边的年轻的，我也不希望干这玩意儿。两个派别，在那儿争发言权，一派是共产党，一派是国民党。一路争，一直争到南京，谁来发言？是共产党发言，还是国民党发言？就争这个问题。在前门卧轨以后，眼睛看着旗老是红的，车就不走了。我们就……范曾等人进来，暂停40分钟。
蔡德贵：卧轨，上了车，争发言权。
季羡林：上车以后啊，争论的两个问题是，一个是绝食什么时候开始？另一个见了蒋介石谁来讲话？那个开大会议决的是绝食请愿，议决啊。大家七嘴八舌，在车上决定，过了江再绝食，要不就饿死了，那时候铁路火车走的挺慢的啊。争发言权，结果那时候共产党不行，全靠国民党的人多。最后还是一个国民党的，代表我们这个请愿团发言。这一路上就是搞这个玩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