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0日下午4∶30～5∶10（这天是讲得最不清楚的一次）
蔡德贵：这是那一天去崔如琢先生家，他给您题款的2009年的小台历，“?公方家雅正”，崔如琢。您上次讲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
季羡林：就他们三个。
蔡德贵：还有没有别的要讲的？如像布劳恩？
季羡林：那布劳恩（不是直接的老师）。得要几个啊？
蔡德贵：不知道啊。中外恩师谱里，德国您说了三个了，说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几个您自己确定。其他的还有要说的吗？
季羡林：中国的我写了什么？
蔡德贵：中国的，您还没有具体说，但是说到的，朱光潜、陈寅恪您说到了，吴宓先生您说到了。不过说的还不是很细，随便您什么时候想到了，什么时候想?，您自己考虑，都可以打乱次序。
季羡林：嗯。我还得仔细考虑。
蔡德贵：对，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着急。
季羡林：现在我们干吗呢？
蔡德贵：德国还要讲什么吗？
季羡林：《留德十年》我都忘记了，写了些什么东西呢。
蔡德贵：主要上的课程都有了，自传里都提到了。然后交往的人里边，这三个教授都提到了。毕业论文，伊姆加德那边，传记里都提到了，房东欧扑尔太太，教您德语，也提到了。
季羡林：（我们当时念）房东叫奥扑尔太太。
蔡德贵：对。
季羡林：国内第一个当然是陈?恪先生了，那没有问题。第二位就是汤用彤先生。
蔡德贵：他在北大开魏晋玄学的课，他讲的课您都听完了。
季羡林：整个的听完了。我那个笔记本可惜……他自己没有讲义，我记得最详细。所以汤一介说，那个笔记本，我记的，现在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了，他自己没有讲义，将来找出来，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蔡德贵：他当时连打印的讲义也没有发？
季羡林：嗯。什么都没有。
蔡德贵：当时在北大，正教授听正教授的课，您是独家啦。
季羡林：嗯，对。我不但听我的真正的老师的课。就是比我年轻一点的?祖谟，比我小的老师，周祖谟先生的课（我也听）。
蔡德贵：他的课您也听了？
季羡林：嗯，他的课我也听，语音学，我也听了。
蔡德贵：就是音韵学和训诂学吗？
季羡林：我缺什么，听什么。
蔡德贵：周祖谟先生的课，您也记笔记了吗？
季羡林：我听了起码一个学期。我听，就是一堂不缺。
蔡德贵：您也记笔记了？
季羡林：也记笔记。
蔡德贵：您速记很快的，在济南高中，您记过地理老师的报告。
季羡林：那是这样子，他是临时世界形势报告，祈蕴璞（老师讲的），他报告?。因为那时候，那个中学里的很多老师，也都不大念书。加一个“也”字。祈蕴璞呢，是例外，他会日文，英文大概不行。所以他买一些日文书，爱惜书啊，鲁迅先生爱惜书的，祈蕴璞也爱惜书。祈蕴璞先生爱惜书，是这样子，他把书放在自己大褂的袖子上翻看（用手比划着），生怕把书弄脏。他上的是世界大事，不是一门课，就是临时形势报告。讲了几次，也忘记了。我反正都有笔记。所以我当时对他非常佩服。
蔡德贵：您说他是真正念书的老师。
季羡林：他是念书人。
蔡德贵：他是山东人吗？
季羡林：山东，他是（益都人）?他嘴是说话有点结巴。他说“石榴拉”三个字，来调节结巴的。
蔡德贵：是开头讲吗？
季羡林：不是一开头，讲的中间“石榴拉”。“石榴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当时我对他特别佩服，那个中学教员啊，一般是不求上进。他们觉得，弄一个中学教员也不容易。在济南的教高中的教员呢，有北大派和师大派。师大派呢，占上风，因为师大本来就培养教员的么。清华大学的没有，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清华那个，我在那里的那一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没有别的事可干，而且我教国文，我是学西洋文学的，当时都是文言哪。文言，我?不能说一点造诣没有，就是当时我在正谊中学念书，下午三点以后下课了，就找了一个老师徐金台，台湾的台，他教《左传》哪，就教那些书。每天下午三点下课后，徐金台老师上古文。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就去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我这个人哪，比较内向，我叔父大概认为我这种人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他看我大概（没有什么希望），就逼我考邮政局，没有考上。
蔡德贵：邮政局那时候的管理者是外国人吗？
季羡林：外国人。
蔡德贵：是外国人管理。
季羡林：外国人。
蔡德贵：那是怎么回事呢？凭您的才能应该没有?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