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家让我忙碌不停，我丈夫也忙于工作和学校的事情，时间就像大风刮过一样过得飞快。在我心里，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阿卜杜拉是个早产儿。在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又怀孕了。正是在1978年，我刚从十几岁长到20岁，我再次受到保佑，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卜杜勒·拉赫曼。
在1979年伊始，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真主一定会保佑我这次能生个女儿。很多沙特的妇女都很嫉妒我，因为儿子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最珍贵的，而我，却偷偷地盼望着一个小女孩的降生。
我丈夫马上就21岁了，他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上学，主修经济和管理，但他对宗教的课程也十分感兴趣。我丈夫也在慈善机构做一些事情，对虔诚的信徒来说，这也很重要。
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公共生活，但是我却在不经意间听到有关改变世界的各种讨论。我听到伊朗遇到的麻烦。伊朗是一个离沙特很近的穆斯林国家，在那里，示威的人们对伊朗国王不满，倾向于建立一个宗教政府。果然，在1979年，伊朗国王和他的家人被迫逃离，霍梅尼掌握了国家统治权。
随着我丈夫日益年长、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我发现外部世界的更新更广的知识占据了他的头脑。有时，他会偶尔评论自己对世界政治的不满，尤其他认为伊斯兰教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家里也没有人对他有关政治和宗教的新观点产生不快；奥萨玛在支持伊斯兰教方面享有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
一天傍晚，他回到家，突然宣布道：“纳伊瓦，我们要到美国去旅行。带着孩子们一起走。”
我很震惊，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陪同奥萨玛旅行。那时，阿卜杜拉只有一两岁，阿卜杜勒·拉赫曼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不到一岁。我怀着孕，忙于照料两个孩子，对于旅行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在飞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印第安纳——之前经过伦敦。奥萨玛说他要见一个叫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男人。这是我丈夫的事，我并没有问太多。
我十分担心阿卜杜勒·拉赫曼，因为他在旅途中病得很重，甚至发起了高烧。奥萨玛为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安排了一个医生。当得知阿卜德勒·拉赫曼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时候，我才放松了下来。
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我曾到过美国，有时我也问自己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是什么感觉。这个很难回答。我们只在那待了两个礼拜，其中一周，奥萨玛去了一个叫洛杉矶的地方，去那里见一些朋友。我和孩子们被留在印第安纳，由一个女伴陪伴，在这里，为了她的隐私和安全，我不想透露她的名字。
这个女伴待人很和气，她带我去她家外面四处转了转，因为我从没有独自出门的勇气。我们甚至还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第一个大型商场。
这里的地形看起来很平坦，与沙特阿拉伯大不相同。至于那里的人，就我所经历的短暂出行来说，我渐渐相信美国人是和气善良的，也都很随和。就这个国家本身来说，我和我丈夫不恨美国，也谈不上喜欢它。
有一个小事提醒我有些美国人并不了解其他的文化。在我们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奥萨玛和我带着两个男孩，在印第安纳的飞机场准备出发。我静静地坐在椅子里休息，感谢上天，两个男孩也安安静静的。
突然，我猛地抬起头看了看周围，发现有一个美国人在愣愣地盯着我看。毫无疑问，他不友好的态度是因为我身上的沙特服装，我的面纱、头巾还有长袍。这个好奇的男人没完没了地在我身边踱来踱去。
他可能不知道，面纱下我的眼睛也在盯着他呢。那个傻男人费尽心思从一边踱到另一边，每一步都让自己离我更近一些。他扬起下巴，瞪着两只好奇的眼睛，就像是从他头上掉出来的两只大虫子，他确实是盯着我看来的。不过就算他有足够的时间从每个可能的角度盯着我看，我也不做任何反应。
我想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想的。我用余光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在仔细端详那个好奇的男人。我知道我丈夫是不会允许别的男人靠近我的，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了。
后来，当我和丈夫谈起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并不觉得被冒犯了。那个男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笑柄，他明显完全不了解戴着面纱的妇女，穆斯林妇女用黑色的长袍遮住脸和身体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返回沙特阿拉伯绝对不是个坏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