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政治发言人和电台演说者，把乌托邦的诱饵悬垂于不满之水中晃来晃去，在这些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参议员休伊•朗和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朗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从沿街叫卖专利药品和猪油代用品起家，成了南方最精明的律师之一，以他早年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斗争而为公众所关注，在担任州长期间，他设法以更好的公路和桥梁、免费教科书和降低电费和电话费，而特别让独立的小农受益。然而，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这个“王鱼”——他从广播喜剧《阿莫斯和安迪》中借来的头衔——建起了一台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路易丝安那州的民主程序。
休伊•朗信心十足地盼着当总统，其自传的标题《人皆为王》（Every
Man
a
King，1933）——他自称这个标题是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那里剽窃来的——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它的续篇《我在白宫最初的日子》（My
First
Days
in
the
White
House），后者出版于1935年9月他在新落成的州议会大厦被暗杀之后。他为竞争总统职位所开出的价码，采用了“分享财富”运动的形式，这是一项含糊的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巨大的财富，使得全国每一个“值得帮助的家庭”能有足够的收入以拥有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推测起来，他大概是希望人们通过这玩意儿倾听主人的声音吧。《财富》杂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提议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太平洋海岸就更是如此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有可能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获得300或400万张选票。毫无疑问，休伊•朗天花乱坠的口才帮助了“财产税法案”在1935年8月获得通过。事实上，比政治煽动家们抢先一步并把他们的允诺按比例缩减到可行的规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战略。
在北方，一个可资比较的救世主是库格林神父，他是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市的一位天主教牧师，逐步暴露了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迫害者和纳粹辩护士。在大萧条之初的那些年，库格林便从电台布道转向了政治，以大声呼喊“要么是罗斯福，要么就破产”来赞美新政。1934年，他组织了“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鼓吹银行和信贷、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国有化。1935年1月，他开始严厉批评政府把“它宝贵的注意力转向了外交事务，而我们却依然被国内动乱所包围”，并指示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自吹的900万成员用反对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抗议把国会给淹没——其结果大概在参议院对这一行动的否决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库格林变得公开嘲笑民主，并在1938年组成了一个反犹组织，唤做“基督教阵线”，该组织蔓延到了很多城市，并且，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对轴心国采取了仁慈的中立立场。库格林与他的纽约同行、《布鲁克林简报》（Brooklyn
Tablet）的爱德华•L.
柯伦神父一起，代表了天主教的法西斯一翼，不过，随着其观点的真正性质越来越清晰，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也就逐渐衰落了。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恶，这些万能药的推销员们，哪怕是他们当中最冷血、最愤世的人，也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帮助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然而，另外一些影响也在发挥作用：欧洲的榜样；被大萧条所激活的社会良心；下面这一事实的证据：除非强迫，很多个体将不会系统地自救；这样一种信念：失业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个人冒险，其全部代价受害者不必独自承担；以及一种广为传播的确信：企业不应该在繁荣时期为了巨额利润而剥削劳工，然后把失业和榨干耗尽的老人等全部重担都扔给社会。1934年6月，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起草一项计划，并随着社会保障法在1935年8月14日的签字而大功告成。
它为老年人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帮助。一是养老金制度，这是该法案中唯一由华盛顿直接掌管的部分，受益者是在65岁时退休的人，建立在法定收入的基础上。老板和雇员匹配资金，参与是强制性的，除了公务员、家庭佣人、零工、商船船员，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雇员。根据这一计划，到1940年，5,200万公民有了各自的“社会保障号码”。来自储蓄和投资的收入不预先提取利润，但任何超过每月15美元的雇佣报酬都要预提，这意味着，由于所有的养老金支付都不怎么高，所以这一规定有时候被证明是令人厌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