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战时期，60岁以上的美国人只有四十分之一。到1940年，当美国公共卫生局建立了它的第一个老年学部门以研究衰老及其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达到这个年龄的人占十五分之一，预计这个比例在1980年将达到六分之一。已经探明的原因包括：正缓慢下降的出生率，更好的饮食，更密切的医学监护，以及科学在延长生命上所取得的进步。1939年，两位统计学家写道：“美利坚民族如今正在成为地球上年龄最老的人的集合。”
不幸的是，这一情形伴随着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得老年人更没有偿付能力，更难以自给自足。1890年，当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3%的时候，他们当中仅仅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但是，到1930年，当他们占到总人口的5.5%的时候，其中超过五分之二的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可能继续工作的人——银行家、律师、农场主、企业管理人员——跟机械工、矿工和工厂劳工比起来，继续工作的经济动机却要小得多，后者在45或50岁的时候常常正是发光发热的时候。“四十已老”这句话，在沃尔特•B.
皮特金1932年的畅销书《人生从四十岁开始》（Life
Begins
at
Forty）的标题中遇到了反驳的姿态，打那以后，这个标题就成了一句满怀希望的谚语。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的是日渐缩小的家庭规模，这意味着，养活父母的重担如今落在了一两个孩子、而不是半打孩子的肩上。
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英联邦成员以及几个南美共和国都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采用了强制养老保险制度，但美国似乎很迟才引入一种更仁慈的选择，以取代“打发上了年纪的老人去济贫院”或县农场。1928年，从民营企业领取养老金的人几乎不超过二十分之一，而绝大多数州和市政府的雇员，对提供给联邦工作者的那种保障闻所未闻。在大崩盘前夕，8个州有了允许各县支付养老金（如果它们愿意掏腰包的话）的法案，但大多数这样的立法都过于宽松，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只有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给承担这些责任的市县提供帮助。此外，低收入群体当中的救命储备，在提供抵抗灾难的保护上，也是最不充分的。
大萧条的冲击，把一个温和的长期问题转变成了一种急迫的悲惨境遇。连同救济的其他方面一起，这一负担先是落在了民间慈善团体的肩上，然后是各市县和州，最后是联邦政府。到1934年，FERA共给将近75万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帮助，到1936年，依靠公共救济的老人至少是100万，剩下的大约一半——325万——则从儿女、亲戚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某种帮助。几乎压断了腰的重负和个人苦难，有时候要落在年轻一代的肩上，约瑟芬•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岁月如此漫长》（Years
Are
So
Long，1934）就展示了这样的情形，这部小说是李尔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的美国家常版。争取养老金的鼓动所带来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34年中期，不下于28个州，连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准州，通过了养老金法案，在其中23个州是强制性的。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重新就业提供的实际补救非常有限，他们的困境在整个30年代中期都没有什么好的改观。在三个显著需要直接救济的阶层当中——孩子、盲人和老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在1932年用在了靠别人养活的孩子身上，但到了1936年，对老年人的帮助已经压倒性地在城市和乡村地区都占据首要位置，用于这一目的的费用占到了总支出的85%。政治家、假内行和理想主义者都应该倾听老年人的哭喊，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像孩子，这些上年纪的公民都可以投票、煽动、为自己支持的事业掏腰包。
加利福尼亚州——其气候对衰弱不堪的爱荷华州农民和堪萨斯州店主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两个州的老人将近占到了全州人口的8%——被证明是社会保障计划者的天堂。有务实精神的新来者，落入了小额投资收入锐减或银行与建筑信用合作社垮台的魔掌，纷纷加入自助组织、合作社和实物交易团体，其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但政治诉求更清晰的，是诸如短命的“乌托邦协会”之类的组织，该组织1933年创立于洛杉矶，它向人们允诺了一个人间仙境，在那里，机器将包揽所有的重活，每个人都在45岁的时候退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凭借这一允诺，吸引了50万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