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分发恩惠给那些除了选票便一无所有的民众的政府机构一样，WPA也经常被指控收买善意，但WPA对选票往往紧跟利益这一逻辑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它的高层似乎一直牢牢地捂紧自己的钱包，并保持着干干净净的记录。然而，地方雇员未必总是这么小心。在1938年的选举中，WPA工作人员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动，导致了很多不利的关注，以及1939年7月“哈奇法案”的通过，约束联邦政府所任命的官员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
在WPA和PWA的注水泵机制下，私人企业一直落在后面。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间的1.88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间的16.3亿美元，但在后一时期，私人企业的建筑从未达到过大萧条之前的数字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所资助的一项细心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滋补效果小得令人失望。因此，注水泵机制的经济成果往往证实了这一时期新政批评者们的观点：让新政支持者感到满意的，仅仅是提升了雇员们的士气。
公共工程计划当然并不完美，其设计也不尽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一个长期问题。计划中很多的权宜特征，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优柔寡断的理论，就源自于这种乐观主义。事后看来，WPA花钱大手大脚，应对紧急救济灵活迅速，按说应该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马车却出现在马之前。
1936年的竞选使整个新政在政府的观念中处于显要位置。的确，行政部门的活动似乎因为其规模和多样性，而提供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在这里，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断为下面这些活动融资：商品的购买和出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管理通货和试图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儿童的饮食，排干沼泽，买卖不动产，赞助文学、戏剧、艺术和民间舞蹈，而且，一直在画赤字财政这个不断扩大的圆圈。反对派把他们的枪口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其集中的权力和垄断的形成，阶级对抗的结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这样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阶段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看到。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之下，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当做“公共利益”来夸耀的东西，实际上会变成一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农民、工会劳工或者一大帮无用之辈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苦干并节俭，善用他的空闲时间，他就能够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正确。”嗅到了复兴的春天气息，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便本能地转向了自力更生这株老树根。这些人说，从来就没有人“通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登上顶峰。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出版于1936年，注定要成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到最后共卖出了300万册，它来得就像一缕给人带来灵感的推销术的微风，这股风从蒂莫西•谢伊•阿瑟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这一年，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了一系列电影短片，批驳各种“主义”和做琐碎之事的不断增长的成本，拒绝承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提升《宪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兰市开会的共和党领袖们在参议员阿瑟•H.
范登堡的话里发现了他们的团结纽带：“我只属于一个集团，它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这一政纲透露出了对新政服务型政府的观念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尽管它把“我国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经济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党也承认，社会有责任“对非自愿失业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种保护措施，以此促进人民的保障”，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资金制定标准。此外，“必须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更清晰地分离开了，救济的主要责任已经落到了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的肩上。应该以下列方式帮助农民：为水土保持支付津贴，提供充裕的信贷，非生产性土地退耕，以及联邦政府鼓励合作营销。应该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涉”（包括官僚的干涉）的情况下集体谈判。共和党的政纲还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保护妇女儿童免遭经济剥削，尽管最高法院（大多数共和党人将最高法院奉为自由的守护神）刚刚宣布纽约为妇女制定的最低工资无效，因为它破坏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因此表面看来堵死了各州规定工作条件的大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
兰登性情温和，缺乏自信，在个性上缺乏鲜明的色彩，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打这场选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压倒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