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给工商执业和工作条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倾向于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制定单一的标准，并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导致1,300万失业工人当中有将近200万人重新就业。或许，其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对信心的恢复。第一次，数百万人觉得，国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协力合作的大事情，为的是战胜大萧条。NRA的第一任署长休•约翰逊将军是个特立独行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他夸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惧，用铁手套里的天鹅绒手腕管理这家机构，他的领导起初被证明像肾上腺素一样有效——接下来，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也开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与其他联邦权力部门的协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意思是别人比他们挣的钱更多——增加了混乱的嘈杂喧闹。物价往往比工资涨得更快，尽管约翰逊将军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地劝告一帮商人：“把价格压下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坦途，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条坦途。”
在传统上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比如在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对NRA的回应常常是利用强化劳动和加快速度，以实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的支出。更有甚者，NRA仅仅根据工时而不是根据产量来定工资，这歧视了那些规模更小、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结果，NRA常常把制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和陈旧设备，以至于加快了技术性失业的周期。
人们不断违犯那些带有“蓝鹰”标志的法规，其方式是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公众变开始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约翰逊将军对那些“骗子”大发雷霆，威胁要“制裁”，但白费力气。缺乏热情而又经费不足的管制，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像全国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松松垮垮。强制执行的猛烈发作，带来了跟士气受挫一样的结果。某些争强好胜的州所通过的“小NRA”法律使混乱变本加厉。当泽西城的一位小裁缝因为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的时候，NRA的反对者们便利用这一事件，谴责联邦政府，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卷入此事。最引人注目的违抗蓝鹰的反叛者，是粗犷朴实的老亨利•福特，在销售上他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失；事实上，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呼声中，他开始在保守派圈子中被当做英雄一样受到欢呼喝彩。
如此多的诅咒（应得的和不应得的）瓢泼大雨般地砸向NRA，它的法规又是如此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以至于当最高法院在1935年5月27日废除这项法案（用总统尖酸刻薄的话说）把国家交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的定义”的时候——甚至当国会正在争论是否延长它最初规定的两年寿命的时候——新政的参与者们很可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政府主张，地方家禽市场应归类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无视活禽法规、销售“不适当的小鸡”而被政府起诉。法院的裁决是，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管制那些仅仅“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公司的法规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权限，最高法院尖锐地指责一个“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谓的它干预地方事务。
大企业发现，它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让人难受，它们兴高采烈地为这一裁决欢呼喝彩。风趣的人说，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一只“不适当的小鸡”。这项法案的死亡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同时有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而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诉讼阻止对法规的违犯。作为一家帮助订立自愿协议的机构，NRA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一年，一个它从前自我的鬼魂。
NRA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气，改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的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就更漫长的向繁荣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带来的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却减缓了、而不是加速了这一努力。换句话说，NRA尽管作为一项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却成功了。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忘掉这个教训，从1935年起，他们便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后一个方向。回首过去，看来还有一点也很清楚：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实践又经常与理论相违背。新政参与者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计划，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大企业的运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应该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然而，在实践中，毋庸置疑，NRA尽管对价格和产量实行管制，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当NRA的当权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要求而试图修改法规的时候，大实业家便迅速被孤立起来了。
罗斯福在加强开明而无私的商业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辙呢？至少，新政的参与者们逐步倾向于这一结论。1934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改组的幕后，杰克逊将军在倾盆大雨般的“猛烈攻击”之下黯然离任，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
里奇伯格走进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许多年后，在回顾这场崩溃的时候，他写道：
最悲剧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证明了：总体上，商人们对于为了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既没有认识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