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元事，成多元才，打破专业和技能限制
做多元事，成多元才
我以前在北大担任兼职教授时的同事王亚非是个典型的做多元事、成多元才的人，她既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助理，也是海问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和李宁体育公司的独立董事，一个很好的商界英才。而她之所以能够有多元的才能，跟她从学生时代就做多元事有关。
在读书时，性格外向的王亚非就在课堂学习之外，主动将触角从班上伸向校园以及校园之外。她参加学生会，加盟文艺部，频频参加各种校内、校外活动，积极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也由于她的性格大方，善于活动，再加上有英语优势，因此还作为全国学生代表参与了对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等重量级人物的接待工作。这些做多元事经历也让王亚非从小就收获很多——“我的视野变得开阔，我的思想也更开放了”，也因此才有她后来的多元经历。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大学毕业生放弃一份还可以的工作，甚至情愿零薪水地去做一份工，仅仅因为专业完全对口。
我感到很惊讶。
我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明星，“为了艺术而献身”；某某专家，为了研究专业技术，弃家庭于不顾；还有更多的某某人，经常指责别人做多元事，有多元爱好，从事跨专业、行业的工作，就是“不务正业”。
我更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一元化思维误区之一。专业，只是学校培养大学生为自己和社会服务的一种技能，它只是“技”和“术”；文凭也仅仅只是个认证，一个敲门砖。我们不应该把“物”高于“人”，把“术”当成“道”，把文凭看得比能力重要，又把技能看得比人还重要，最终使自己成为专业和技能的奴隶。
许多人常把专业当成终生奋斗的理想，无论是现实原因还是内心意愿，固然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把这种“忘我”强加给别人，变成了“忘人”——忘记了家人和朋友，以及忽视“做人”的根本，就非常荒谬。在现代社会缺乏情商，也就很难拥有成功。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就像只拥有金钱一样，拥有的只是单项的成绩和成就，这不等同于成功。就像人们肯定不会承认二战中那些帮助希特勒制造“杀人武器”、帮助日本人研究化学武器的科学家们是成功人士，因为他们只问科学不问人学。
不在乎诺贝尔奖的崔琦
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多年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
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
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50年代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1998年，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你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崔琦的话给杨澜带来很大的震撼，她后来多次提起这个故事：“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爱，其实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曾有过一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大论争。鲁迅对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回击，已经成为经典。这是个常识：专业、技能、艺术、技术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确实是很好的精神食粮或者事业工具，但也就只是食粮和工具而已，怎么可以“物”比“人”还重要？
其次，一个人适合做什么，也是由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相互综合来决定。外部和自身的情况都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学习，适合的专业和行业随时可能改变。譬如大学毕业时性格内向，口才欠缺，也许不适合做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不能成为谈判和演讲的专家，但是经过数年磨炼，你个性开放，口才惊人，这时还不适合推销、公关之类的工作吗？
成就开放式人生的成功，我们应该做多元事，成多元才，打破专业和技能对自己的限制，并且开拓人生大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