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的青年李山
李山和我是同乡，都是四川人。李山青年时代在清华读书，就很注意视野的开拓，并曾计划要骑单车“行万里路”。当时的自行车是“时髦品”，李山就和三个同学写信给自行车厂商称打算骑车下江南，会有许多媒体关注，厂商如果提供自行车，等于免费打广告。此举果然得到了鞍山自行车厂的回应。校学生会为了给学生谋福利，曾从厂家直接购进笔记本、活页夹等文具用品造成了积压。于是，李山和同学全部盘下来，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几十所高校推销完毕，解决了路费问题。
准备好一切后，李山一行四人先从北京骑车到上海，一路登泰山，拜孔庙，游苏杭，再乘船到大连，最后从大连返回，行程共计42天。他们一路上遭遇了各种困难，路况不好、交通不便、旅途中没有旅店、蚊虫叮咬等等。由于成天在户外骑行，身上还“脱”了几层皮。
但是，很多年后李山都为这次行动感到自豪，因为收获很多，锻炼了胆量，也开拓了视野。他们也还成为了新闻人物，《中国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都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学校还举办了一次关于他们骑车的展览，展出了他们的衣服、照片、自行车等物件。
李山这一经历对于年轻大学生来说，从利用假期时间、解决经费和交通工具、到行万里路的过程，都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一个人不可能在孤立中成长，就像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孤立中发展。青蛙一直呆在井里，所以才会成为“井底之蛙”。一个人要永远呆在一个地方，从来没出过远门，就会“孤陋寡闻”。一个学生只生活在校园和家庭之间，就可能习惯“闭门造车”，成为不适应社会的“温室里的花朵”。一个人的一生只能习惯一种单极的人文背景，很可能就会形成一元化的思维，变成“树挪死，人挪也死”。
行路，打破的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围墙，有助于成就自己的开放式人生。对于学生来说，必须要学会充分利用暑假、寒假的时间，出外实习和打工，或者出外旅游，见识世面。尤其对小城市出生和小城市读书的学生来说，出远门更有必要——假如你不希望自己未来也在这个小城市。
读书和行路向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游学。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向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学。自有私学以来，就有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学识，开阔视野。古代意义的“游学”，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留学。荀卿为赵人，先后就职于齐、楚两国政府；韩非子为韩人，李斯为楚人，求学于荀卿，后来求仕于秦；这都算得上当时的出国学习和跨国工作。古人在“求学”和“行路”中所需要付出的牺牲、成本、毅力，是今人所无法比拟的，但尤其是在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几乎所有成就非凡者都是敢于“行路”甚至不惜“跨国”的英雄，从商鞅、吴起、孙膑到张仪、苏秦等。
与东方人多在成年后游学不同的是，因为古代西方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他们的精英自古大都在少年时即开始游学。像亚里士多德11岁时即外出求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周游，掌握很多书本外的本领；一代乐圣莫扎特6岁时就随父亲和姐姐周游欧洲，开始长达10年的旅行演出；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生而丧母，从未进过学校，很小就走遍了全瑞士，到过法国很多地方，在流浪各地时阅读了洛克、蒙旦、莱布尼茨、笛卡尔等学者的著作，并结识了狄德罗、伏尔泰、孔狄亚克等许多启蒙思想家。到了近代，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3岁时就随父亲到欧洲旅行，5岁到白宫晋见克利夫兰总统；华尔街金融霸主J.P.摩根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游历欧美，广泛的阅历练就他锐利而坚定的商业眼光；正是广泛的交游帮助他们养成了精湛的学识和远大的胸怀。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呈现多样化，足不出户就可以尽知天下事。一个电话就可以马上跟千里之外的人对话；轮船、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交通工具的先后出现，则让天涯若比邻。在新的现实社会中，人们颇多猜疑，“行万里路”还有必要吗？“行路”是否已经退化为一种休闲或“旅游”的方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我认为“行万里路”依然很有必要。科技的发达，只是让“行万里路”的时间缩短，让消息获得的方式更迅捷，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存在没有意义。
日本人在学习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都舍得下工夫，而且经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少有人知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在日本经济没有萧条之时，日本每年出国的总人次超出人口的一半。我们不能不说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跟日本人喜欢外出接触外界、不排斥外来文化、追求国际化和开放式人生有关。今天的韩国人更甚，500万韩国人正在世界各地工作和学习，这竟占了人口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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