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是培养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并不生为女人就成为女权主义政治的拥护者。如所有的政治立场一样，一个人通过选择和行动而成为女权主义政治的信仰者。当妇女最初组织起来，讨论性别主义和男性统治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她们就非常清楚，如同男人一样，女人被社会构建成相信性别主义的价值和思想，区别仅仅在于男性从性别主义中获利比女性多得多，结果是男性更不愿意交出父权制特权。在妇女改变父权制之前，妇女必须改变自己。我们得提高自己的觉悟。
革命的女权主义提高觉悟的重点在于认识父权制作为一个统治性体制的意义：父权制是如何成为体制的，是怎样维持和维护的。对男性统治和性别主义的日常生活表现的理解使女性意识到我们是怎样被牺牲、剥削，以致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压迫的。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早期，提高觉悟小组常常成为妇女发泄她们被牺牲和压迫的愤怒、不满和愤恨的场所，而没有注重发现制止和改变父权制的方法。基本上，很多被伤害的妇女利用提高觉悟小组来进行心理治疗。就是在这样的场所，她们才发现和公开地揭示她们内心创伤的深度。这种自白成为治疗的仪式。通过提高觉悟，女性获得了向在家中或工作领域内的父权的种种权力挑战的力量。
重要的是，觉悟提高的过程是从检验性别主义思想，找到我们可以改变态度和信仰的方式方法开始的，从而接受女权主义思想，承诺女权主义政治。根本地来说，提高觉悟小组是思想转变的场所。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上的女权主义运动需要组织。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通常是在某人家里举行的（而不是在租来的或捐献的公共领域），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当时的女权主义思想者和活动者发展新的成员。
重要的是，在提高觉悟小组活动中，交流与对话是中心活动。在许多小组活动中，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发出声音。女性们轮流说话，保证每个人都能被听到。这种努力创造了讨论不分等级的模式，积极地给每个女性以说话的机会，但是，这种模式也常常不能创造一个互相呼应的对话语境。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讨论和争论还是发生了，至少在每个人都发过一次言之后。提高觉悟小组内的争论是很通常的，因为这是我们清理我们对男性统治的本质理解的方式。只有通过讨论和不同意见，我们才能找到针对性别剥削与压迫的现实主义的立场。
女权主义思想的初期是在这样的小组的语境中出现的。在小组里人人都互相认识（她们可能在一起工作，或是朋友）。在女权主义思想开始以印刷方式被理论化从而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的时候，这种小组被解散了。妇女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另一个女性可以得知女权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场所。那些执著地把妇女研究课目介绍给大学和学院的很多女性，曾是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和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激进活动家。她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博士学位，这就意味着她们进入学院系统，要比她们在其他学科的同事工作的时间更长，但得到的工资却低得多。当更年轻的研究生的加入使女权主义学术在学院内合法化地斗争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取得更高学位的重要性。我们中的大多数把我们对妇女研究的承诺看成是政治行动，我们准备为创建女权主义运动的学院基地做出牺牲。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妇女研究已经逐渐成为被接受的学院学科。这个胜利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为妇女研究体制化铺路的妇女被解雇了，因为她们只有硕士而没有博士学位。我们中有的人回到研究院去取得博士学位；但是我们中最好和最聪明的一些人没有这样做，因为她们对大学彻底地幻灭了。她们也被工作过多而累得疲惫不堪。她们失望，她们愤怒，因为妇女研究的激进的政治正在被自由女权主义所取代。没过多久，妇女研究的课堂就取代了无拘无束的觉悟提高小组的活动。在觉悟提高小组里，可以看到来自各种背景的只在家工作的家庭妇女以及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员，与挣钱很多的各种职业妇女在一起；但是学院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特权阶级的场所。很多享有特权的白种中产阶级妇女，虽然她们并不一定是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激进领导者，却得到显著地位，因为她们是大众传媒注意的对象，被看成是斗争的代表。那些具有革命女权主义意识的女性--很多是同性恋或来自于劳工阶层，在运动得到主流社会关注时往往消失了。当妇女研究课堂在保守的、公司结构的学院和大学里代替了提高觉悟小组，成为女权主义思想和社会变革策略的主要基地之后，女权主义运动丧失了其群众背景的潜能。
突然，越来越多的女性把自己叫做女权主义者，或运用性别歧视的修辞来改变她们的经济地位。女权主义研究的体制化在学院内或出版行业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这些工作职业基础的变化开创了工作职业的机会，有些女性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参与群众性的女权主义斗争，也采用女权主义的立场和言辞，以此来给自己创造阶级上升的机会。提高觉悟小组的瓦解彻底抹掉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个人必须学习女权主义，然后做出信息充足的选择，从而拥抱女权主义，成为女权主义的拥护者。
没有觉悟提高小组作为妇女正视自己的性别主义的场所，女权主义运动可能把注意力只转移或集中到工作场所的男女平等和男性统治这样的议题上来。由于高度集中讨论女性是性别不平等的牺牲品（这些不平等的确需要改变，不管是通过改变有歧视性的法律，还是通过少数族裔保护政策），女性需要正视自己内在化的性别主义是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步骤这个概念不再流行了。结果，不管什么年龄的女性，只要她们对男性统治或性别平等表示关切、愤怒，就都成了"女权主义者"。没有正视自己内在化的性别主义的妇女，虽然拾起了女权主义的招牌，但她们在与其他女性的交往中，常常背叛女权主义的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治化的姐妹情谊这个号召，在女权主义运动初期如此关键的口号，也随着激进女权主义政治被生活方式女权主义遮盖而丧失了地盘。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认为任何妇女都可以是女权主义者，无论她的政治信仰如何。毫无疑问，这样的思想破坏了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女权主义的政治。当女权主义运动重新再次更新自己的时候，那些结束性别主义和性别剥削与压迫的群众运动的策略需要一次次强调，提高觉悟小组将再次获得它本身的重要性。有效地模仿戒酒小组的聚会方式，女权主义的提高觉悟小组将遍布各个社区，将为所有的阶级、种族、性别的每一个人提供女权主义的思想信息。虽然具体的以共同身份为基础的小组仍会出现，每个月底，个人最终将与其他小组混合。
男性的女权主义提高觉悟小组与女性的小组对革命运动一样重要。如果过去曾经强调男性小组教育男孩和男人们什么是性别主义，如何能改变性别主义，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大众传媒把女权运动描绘成反对男人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这样的教育可以防止反对女权主义的男性运动的发生。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时期组成的男性小组往往不讨论性别主义和男性统治的议题。如生活方式女权主义组织的妇女小组一样，男性小组往往成为男人面对自己的创伤的心理治疗场所，而不是批判父权制或构成抵抗男性统治的平台。将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将不会犯这种错误。男人，无论老少，都需要这样的场所来肯定和推崇他们对性别主义的抵抗。在斗争中，没有男性作为同盟，女权主义运动不可能进步。现在我们得做很多工作来纠正这种深深地植根于文化心理的、女权主义是反对男人的这一概念。女权主义反对的是性别主义。一个男性，抛弃了男性特权，拥抱女权主义政治，是我们事业中的有价值的同志，他对女权主义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一个仍然具有性别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的女性，混进了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一个危险的威胁。重要的，提高觉悟小组最强有力的作用是要求所有的女性面对她们内在化的性别主义，她们对父权制思想和行为的忠诚，她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承诺。这个步骤仍然需要。对任何选择女权主义政治的人来说，这个步骤是必需的台阶。在我们面对外在的敌人之前，必须清除内在的敌人。性别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我们的威胁和敌人。如果女性举起女权主义的旗帜，却没有发现和转变她们自己的性别主义，那么这场运动最终将会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