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愉快的意外，就算不再额外增加，也已经够多了。而且很奇怪，它们总是在我们忙着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时出现。其实，我和其他妈妈们是蛮生疏的，我基本上遇不到她们。当她们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正在开会；当她们陪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野外亲子课程时，我正在准备一份机密文件；而当她们自愿捐钱让学校买书奖励给孩子们的时候，我正在做预算。简单地说，比起她们，我并不太在意这些学校里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当她们的其中一位打电话给我说玛侬在课间扯了可爱的路易斯的头发的时候，我叹气了。
首先是觉得很烦人：从别人嘴里听到自己的女儿是个捣蛋鬼，总不是件舒服的事情，然后，就是感觉沮丧。坦白说，路易斯的马尾辫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得安静地倾听，表示同情，并且向她保证我会和玛侬说起这件事情，还要问清楚是谁先动手的……因为玛侬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她从来不主动攻击别人。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和气，而是因为她缺少一点点勇气（在我看来，这正是她需要努力培养的东西）。
最后，我终于让这位太太冷静下来，然后平静地放下了电话。我过热的脑子开始思考那些并不重要的细节，反而无法冷静地分析。于是只好无意识地摆弄自己的头发……
预算中的一根头发，就像机器里面的一粒沙子，可能会引导你犯错。
为了不让这个头发一样的细节使我在预算中出大错，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打电话给玛侬，在半小时内问清楚事情的经过，但通过电话来解决吵架的问题，往往是事倍功半。另一种方法就是，打开我的苹果计算机，让手指触摸键盘，不再想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计算机，继续专心工作。当然，之前我已在笔记本上写道，要把神秘的马尾辫事件搞清楚……
如果要形容母亲的生活，我会把它比作杂技演员的表演，尤其像是走钢丝，在整个练习的过程中，我们都在试图成为高难度动作的表演者。我们在不经意间饰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弱点，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女人都有一种尊严，以至于无法忍受别人对自己的抱怨。叹息并不能使我们坚强，当然，那些援助的手则可以。行动永远最重要。
在怀着维欧莱特的时候，安吉拉就开始幻想以后忙碌的生活。她每天都要向我耳朵里灌进各种各样的问题，结果搞得自己整天失眠，而且还没分娩就开始痉挛。她觉得自己不可能把两个小内裤同时摆平--其中一个是她内衣连锁店的内裤，另一个是宝宝的纸尿裤。于是我一再地安慰她，当她怀里抱着宝宝，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转，一切都会就绪。
为了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办法可以完全妥善地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生活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的管理课程。我们为什么会具有这种力量，以及对别人的敏感呢？看起来，这都是很女性化的东西。确切地说，是很母性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舒适，让他们拥有所需的，无忧无虑，这是我们的信条。就像《木偶奇遇记》里面那个救命的小蟋蟀一样，我们也希望有个人能在耳边告诉我们，当碰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况时，应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依靠直觉，未经深思熟虑。
此外，为了不必整天担心我们的宝宝，一定要做好基础的准备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在那个标榜和平与爱的时代，凡事都秉持纵容主义的原则。那时我们认为，给孩子重复一百遍相同的话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小孩长大之后自然会懂礼貌。
其实，没有比这更错误的观点了，你看如今的心理学家和老师们在维持纪律上花的时间比教育小孩更多。
症结在哪里呢？也许是因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们不像从前的父母那样关心和干预了，我们逃避这个重大的责任和义务，把它丢给了学校。
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孩子出生之后的几年，是他们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应该努力培养他们，测试他们的潜力。这些都要由我们来做。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过早让孩子独立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他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一个在外面乖巧的孩子是成功教育的果实，哪怕他在家里很难伺候。
结论：要保证上班的时候能够安心，就要让孩子们学会尊重那些代替我们照顾他们的人。所以，必须教会他们尊重、礼数和宽容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品质。然后，当保姆向我们"祝贺"孩子们只要一踏入家门就马上跳到沙发上蹦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无奈地搓搓手……没什么，起码颜面保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