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渭生1 陈正奇2
（1. 710061，陕西西安，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2. 710065，陕西西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漠南地区（阴山内外）的控制权，对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北疆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唐朝前期，漠南之地几经得失。高宗末年与武周期间的漠南失控，是这一时期边疆安全危机的重要方面。而漠南控制权的恢复、阴山防线的重建，则迟至中宗、玄宗时期。本文着重分析漠南失控及规复过程，检讨武周的政治、军事策略之得失，并对当时的边疆局势演变、边防体制调整以及兵制变化，作概括述论，力求从这个侧面，对武周朝政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一、漠南的地缘战略地位
（一）从三受降城说起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三月，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奏请筑置三受降城于阴山之下的黄河北岸。此前，唐军与后突厥阻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每将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当时，后突厥默啜可汗重兵远征突骑施（西突厥强部），故仁愿奏请乘漠南空虚之机进兵夺取之，并于河北筑置三座军城，东西相应，阻绝其南寇之路。而太子太师唐休璟认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今筑城于寇境，恐劳民费功，终为虏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遂进兵夺取漠南，督军急筑三城，六旬而成。（《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张仁愿还在牛头山（今大青山）、牟那山（今乌拉山）以北设置烽堠1800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戍诺真水（今阴山背面艾不盖河）、草心山为逻卫。（《新唐书》卷一一○《论弓仁传》）这样一来，唐军向北拓地300余里。从此，后突厥不得南下阴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扰，减少镇兵数万人。
总括上述，以筑置黄河北岸三受降城为标志，唐朝又夺回了漠南（即阴山防线）的控制权。
（二）漠南军事地理概况
1.自然地理形要
自汉代起史籍有"漠南"、"漠北"之称，其界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北部边缘以及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碛）。"漠南"指黄河以北、蒙古高原大碛之南的中间地带（即阴山山脉及其南北）。
阴山山脉绵亘于内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东与内兴安岭相接，长约1200公里。其名称随地而易。大体以张家口一带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即狭义的阴山，西端称狼山、大部分称大青山。在集宁市以东，山势较低，海拔多在1000-1500米；集宁以西，山势升高，海拔1800-2400米。阴山地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极不对称，北坡起伏和缓；南坡以1000多米的落差直降到河套平原。
阴山高峻而绵延，阻隔南北。其北面草原辽阔，历来为游牧地区；其南面的河套地区农牧兼宜，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又有黄河水可以溉田。如定襄一区，南至黄河，北至白道川，向为漠南水草丰美地带。
由于阴山之北的气候寒燥，农耕民族在此难以施展耕稼长技，故而中原王朝的北陲到达阴山就适可而止。而游牧族类据有阴山内外，就可从容装备，南下牧马。《史记·匈奴传》载云："阴山东西千馀里，单于之苑囿也。……匈奴失阴山，过之未尝不哭。"在阴山西端之外，是连绵的沙漠戈壁，一直延伸到西域。从经济上着眼，沙漠戈壁既不适宜农耕也不便于游牧。但从军事地理角度观察，沙漠戈壁地区的荒凉不毛，人烟断绝，与阴山山脉的阻隔交通，具有异曲同工之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8-395页）
2.穿越阴山的交通路线
自秦汉以迄隋唐，阴山与黄河天险，是中原王朝恃以巩固京畿北面边防的地形凭借；阴山内外与黄河南面"河曲"之地农牧兼宜的自然条件，又可减省内地转漕之劳。
案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一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以其交通地位最显重要。自秦汉以降，漠北游牧族类南下阴山，进入河套及其以南的主要纵谷（或隘口）通道，自西徂东，有狼山西段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狼山中段高阙塞（今内蒙乌拉特中旗西南石兰计山口）、五原稒阳塞（唐代称呼延谷。今内蒙包头西北昆独仑河谷）、大青山白道谷（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蜈蚣坝）。而中原王朝借助阴山内外险要形势的国防设施，莫要于长城、军城和驻兵镇防，以控制交通冲要。
上节所述之三座受降城，南迫黄河，"皆据津要"，北面皆与穿越阴山的纵谷通道相对应。中城（今内蒙包头市西南）即筑于拂云堆神祠，东至东城（今内蒙托克托县南大黑河东岸）300里，西至西城（今内蒙杭锦旗北乌加河北岸）380里。西城"北至碛口三百里。碛口西（北）至回鹘牙帐一千五百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是入回鹘的行车道路；"又五百里至鸊鹈泉，又十里入碛"。（《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东城"北至碛口八百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阴山白道谷在其东北方向。
案上述"碛口"、"入碛"，是指穿越大漠的道路。由于大漠范围广阔，"入碛"的道路自然就有多条，皆以"碛口"相称。
（三）太宗、高宗朝对大漠南北的经略
控制隋末唐初，东突厥称雄大漠南北，势陵中原。李渊父子于太原起兵反隋时，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唐高祖在位（618-626）时，突厥连年南下寇掠。最严重的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的10万余骑兵长驱南进，直逼咸阳渭水便桥。刚即帝位的唐太宗被迫出府库金帛，立城下之盟，换得突厥退兵北去。
这一时期，东突厥在漠南的主要活动区域，有"牙直五原之北"的颉利可汗故地；"帐部五万，牙直灵州西北"的沙钵罗设阿史那苏尼失故地；"牙直幽州之北，在东偏，管奚、霫等数十部"的突利可汗故地。（《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贞观三年（629）冬至次年四月，唐朝乘东突厥连年遭受雪灾、大旱，畜死民饥，内部乱离之困厄，发10万大军，一举破降其国，将漠南收入提封。突厥部落或北走薛延陀，或西走西域；南来降唐者有10余万，被安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同时，又置"宁朔大使"，由夏州都督窦静兼任，统辖散居在河南（今鄂尔多斯高原）与漠南的突厥降户部落。（《旧唐书》卷六四《窦威传附窦静传》）贞观九年（635），窦静病卒，由萧嗣业继任"宁朔大使"。（《旧唐书》卷六三《萧嗣业传》）
贞观十三年（639），唐朝遣令居于河南的突厥降户北渡，返回漠南故地。是年三月，仍"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十五年（691），新册封的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赐姓李）率其部众10万余人，胜兵4万和马9万匹北渡，建牙于故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
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唐军又殄灭继东突厥而称雄漠北的薛延陀汗国。次年正月，唐朝以漠北敕勒、回纥等13部落分置羁縻府州；四月，于狼山南麓的古单于台（今内蒙乌拉特中旗西南）置燕然都护府，统辖漠北6府7州，以导宾贡。（《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至此，漠北亦归属李唐帝国封疆。
高宗永徽元年（650），于漠北郁都军山（今蒙古国杭受山）设置瀚海都护府，以统突厥诸部羁縻府州。当时，大漠南北的突厥部落悉属瀚海府，敕勒部落悉属燕然府，划分标准专问部落而不问地域，遂致瀚海府跨有大漠南北，而燕然府治所在漠南，所统羁縻府州却在漠北。（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4-265页）
龙朔三年（663）二月，唐朝将燕然府移治漠北回纥本部，更名为瀚海都护府（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将原漠北瀚海府迁至阴山之南的云中故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更名为云中都护府。两都护府以大漠为界，分统南北。而瀚海府转徙漠北，是因为敕勒九姓时叛时服，漠北局势动荡不稳，必须就近经营之。（《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麟德元年（664），云中都护府更名为单于大都护府。总章二年（669），瀚海府更名为安北大都护府。自从永徽初年起，关内道北部即漠南地区相对稳定30余年，边防无大警。
二、漠南失控与北疆扰攘
（一）突厥降户叛唐复国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管内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两部率先起事暴动，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突厥24州首领群起响应，众至数十万，长安震惊。单于府长史萧嗣业统兵镇压，先胜后败。突厥大暴动蔓延于关内、河东、河北道北部，炽盛一时。唐朝复以大将裴行俭节度30万大军征讨，至永隆二年（651）闰七月，才暂时平息了暴动。
永淳元年（682），突厥叛乱余党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聚众复起，骨咄禄自号颉跌利施可汗（史称后突厥），建牙于阴山北面的黑沙城（今内蒙白云鄂博西北），招集亡散，出掠九姓敕勒部落的马匹，势力逐渐壮大，有众数万人。而唐朝在漠南的"羁縻"统治秩序，历经4年动乱，已经瘫痪，单于大都护府徒具空名，遂于垂拱二年（686）改为镇守使。（《唐会要》卷七三《单于都护府》）
后突厥复国之初的处境颇为困难：南有李唐帝国，东有奚、契丹和三十姓鞑靼，北面与西北有九姓敕勒、骨利干及黠戛斯等部族，皆是突厥的宿敌。骨咄禄可汗（682-691）的谋臣暾欲谷献计：南扰唐朝，东击契丹，北征九姓敕勒，占领郁都军山。骨咄禄辗转战斗，先后用兵47次。可见其复国历程之艰苦卓绝。（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所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自高宗永淳元年（682）至武太后垂拱三年（687），后突厥侵扰唐朝北疆达10余次，其中较大的战绩如下。（1）弘道元年（683）三月，骨咄禄围攻单于府，擒杀司马张行师。五月，寇蔚州（今山西灵丘），杀刺史李思俭；又犯丰州，唐朝都督崔智辩兵败被擒。（2）垂拱元年（685）四月，后突厥进犯代州（今山西代县），唐阳曲道行军总管淳于处平引兵援救，败于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死者5000余人。（3）垂拱三年（687）十一月，唐将爨宝璧贪功求胜，率精兵1.3万出塞2000余里，追击后突厥，因轻敌而全军败没。
骨咄禄的重大胜利是击破漠北九姓敕勒，还牙郁都军山。而亲唐的回纥、契苾、思结和浑部落被迫转战南徙，进入陇右道的甘、凉州之间。安北都护府也于垂拱三年（687）南迁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北面的大同城（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至此，唐朝在大漠南北的"羁縻"统治秩序完全崩解，代之以后突厥称雄的新局面。
（二）默啜乘间强索漠南之地
武周天授二年（691），后突厥骨咄禄可汗去世，其弟默啜可汗继位，对武周采取军事侵寇与"和亲"欺骗交替使用的策略，频频得手。
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东北边疆的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唐，攻陷营州（今辽宁朝阳），杀都督赵文翙。官军几次重兵进讨，却连遭大败。
是年九月，后突厥侵寇凉州（今甘肃武威），生擒都督许钦明。十月，默啜向武周请降并愿助讨契丹，遂乘间袭击，俘获契丹酋长妻子并辎重。
神功元年（697）三月，默啜向武周索求单于府之地、河曲六州降户并谷种、缯帛等物资。武曌初不允许，默啜遂拘留使臣田归道，并扬言奉唐伐周。迫于契丹反叛之困，又惧默啜兵势强盛，武曌最终妥协退让，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及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件和铁4万斤与之，并许其"和亲"之请。（《资治通鉴》卷二○六）作为交换条件，默啜于六月再次袭破契丹，大肆掳掠而归。由此，契丹、奚和霫等"东胡"部族归降后突厥，受其征役，默啜因而兵势渐盛。（《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十四·突厥中》）
圣历元年（698）八月，默啜大举入侵河北道妫、檀、定、赵等州，破城20余座，掳掠男女数万人而去。当时河北积年丰稔，人畜被野，故默啜兴师入寇，大肆抢掠。"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六）其国势与唐初东突厥颉利可汗（620-630）时略等。史称"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三、武周规复漠南策略措置之检讨
从空间上看，骨咄禄起事之初（682），仅据有漠南一隅（如总材山、黑沙城）为基地，力量弱小，且四面受敌，处境极为险恶。及至默啜可汗（691-716）称雄之时，其南侵战线东自幽州，西逾凉州，极为广阔。案后突厥南侵之目的，不在土地和政权，而是财货、牲畜和人口，所以关内、河东、河北道北部的州县百姓，备受其害。
从时间上看，自突厥降户大暴动到默啜可汗身死，历时38年。在唐朝方面，自上元二年（675）春高宗因"风疹不能听朝"，到中宗复辟（705）的31年间，正是"政事皆决于天后"与其改唐为周时期。一般而论，武后统治时期，国家尚比较富强，何以对后突厥、东北"两蕃"（奚、契丹）的侵扰竟无良策呢？以下试作分析检讨。
（一）政治策略上的庸暗荒唐
1.闇于全局，血腥杀降
永隆二年（681）闰七月，裴行俭尽平突厥暴动余党，振旅凯旋，献俘京师。十月，降酋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54人被处斩于都市。初，行俭许诺伏念等以不死，故降。而宰相裴炎忌行俭之功，奏言："伏念为副将张虔勗、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浑、濬争功，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资治通鉴》卷202）
这种血腥的杀降之举，虽然一时泄愤快志，但却后果恶劣，不仅损害了裴行俭以战、抚相兼所取得的平叛成果，而且把突厥降户推向了绝地求生、誓死复国的境地。
因为，此前在陇右与吐蕃的战争中，唐军已遭两次惨败--咸亨元年（670）薛仁贵以10万大军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仪凤三年（678）李敬玄等以18万大军再败于青海之上，边疆军事形势之恶化已开其端。而突厥降户又继踵起事暴动，绝非偶然事变。所以，必须从宏观长远的战略全局来斟酌处置，不可等闲视之。再与唐太宗贞观初年破灭东突厥之后，处置其10余万降众的策略方法相比，如此"近视"的杀降之举，可谓幼稚昏庸。
2.妄想天意，诅咒求胜
武曌虚荣任情，好大喜功，但却无奈其治能平庸，败政迭出。在其临朝和"革命"期间，边疆战事连绵不断，而败仗多有，丧师辱国，使得这位"圣母神皇"不能"如意"，难得"证圣"。于是，在其迷信天意鬼神的思想指导下，"诅咒"敌寇便成为求胜的重要法宝。
虽然，不能苛求千余年前的武曌是唯物论者，但其妄想天意的种种作为，堪称登峰造极。而此类自欺欺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如儿戏的做法，就是当日郑重肃然的国家政务。
垂拱三年（687），中郎将爨宝璧轻敌出塞，致使1.3万精兵败没。武太后怒斩宝璧，同时改后突厥可汗骨咄禄之名为"不卒禄"。
对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的契丹叛乱，亦是如此，在命将进讨的同时，改契丹首领李尽忠之名为"李尽灭"、改孙万荣为"孙万斩"。
颇具嘲讽意味的是，默啜的狡黠无常与武曌的喜怒无常，适成对比。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默啜请降，武曌大喜，册授其"左卫大将军、归国公"。次年秋，默啜请求"和亲"并愿助讨契丹，又授其"迁善可汗"；十月，默啜乘间袭破契丹，又进册其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不料，圣历元年（698）秋，羽翼始丰的默啜竟然移书历数武周"五罪"，大举侵寇河北地区。武曌在征调40余万大军讨伐的同时，怒改默啜之号为"斩啜"。
有了武曌的倡导表率，将相大臣中更不乏此类人物。如出征吐蕃的宰相韦待价，在军中上表祝贺女皇将行拜洛典礼。（《全唐文》卷二四三李峤《为韦右相贺拜洛表》）大将王孝杰征讨契丹，偶捉一只"金睛白鼠"，竟以为是"贼降之征"；而统帅武攸宜更因此上表称庆。不料，结果却是王孝杰轻敌败死。（《全唐文》卷二○九陈子昂《奏白鼠表》；《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697）三月条）如此迷信低能，妄想"坐听凯歌"的将领，岂能胜战！以此荒唐事由来鼓舞军心，激励士气，又岂能临敌勇战！而一旦败绩铸成，涣散怯敌情绪便会蔓延军中，造成兵败如山倒之连锁后果。
试想当时社会，在武太后妄想天意，迷信"符瑞"，祭祀江河，改易山名，累加尊号，频繁改元，造神愚民的政教氛围之下；在告密与酷吏横行，阿谀与滥赏成风，制度败坏，佞佛靡费，惨毒恐怖的政情笼罩之下，崇重祖宗之法和纲常伦理的普通臣民，对待由"包藏祸心，窥窃神器"，进而"女处阳位，反易刚柔"的武周女皇，会抱何样态度？下文仅举一事，借窥当时民情心态。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曌复立其子李显（即中宗）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继而命皇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后突厥。此前，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资治通鉴》卷二○六）这说明视武周为"伪朝"者，乃是当时民心的主流。
（二）军事策略上的低能败笔
1.冤杀大将，自坏长城
武曌乃权欲熏心、性情酷虐之人，她执掌国柄，威权独任，重用酷吏滥杀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惜举国事以为之殉。武周政治的黑暗残暴，乃是备受诟病的一段历史。
光宅元年（684）十一月，宰相裴炎因反对武后临朝，谏言归政皇帝（睿宗），遭诬陷被杀。十二月，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因受牵连被杀；夏州都督王方翼亦受牵累被远流崖州（今海南琼山）而死。史载后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欢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资治通鉴》卷二○三）
还有大将军李孝逸（唐宗室）遭武承嗣诬构，远流儋州（今海南儋州西北）而死（《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三年[687]十月）；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左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卫将军李安静、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等，先后被希旨行事的酷吏来俊臣、周兴诬以谋反而被杀。（《旧唐书》卷一○九《黑齿常之传》、卷186上《来俊臣传》）
在武曌掌权之后，朝中已无李靖、李勣那样的一流统帅人才。相比之下，裴行俭可算二流之才；薛仁贵、程务挺、张虔勖、王孝杰、黑齿常之等辈更下一流。而娄师德、魏元忠、唐休璟、狄仁杰等，皆守土持重之臣，并非武勇与谋略兼备的人选。至于韦待价，更是庸常无能之辈。
案纵览全局，审时度势，筹划长策，部署边防，正是武曌的拙项。当此用人之际，任情滥杀大将，正所谓自坏长城！
2.任用非才，贻误军国
武曌的败德弊政之一，就是纵容、重用诸武侄辈与其男宠，任之为非作歹，贻误军国。
武曌的男宠之一僧怀义（本名冯小宝），本洛阳市中商贩，以魁伟孔武的美男子而得幸，授职左威卫大将军。永昌元年（689）五月、九月，两次以僧怀义为行军大总管，将兵20万以讨突厥，但无功而返。（《资治通鉴》卷二○四）载初元年（694）春，又以僧怀义率18将军讨伐突厥，而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下属，但未行而敌退。（《资治通鉴》卷二○五）
神功元年（697）春，以右武卫大将军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征讨契丹，行至渔阳（今天津蓟县），闻报前军王孝杰等败没，便不敢进兵。（《资治通鉴》卷二○六）致使契丹乘胜进寇幽州（今北京西南），攻陷城邑，剽掠居民。是年五月，又以右金吾大将军武懿宗为行军大总管出讨契丹；六月，行至赵州（今河北赵县），风闻契丹骑兵将寇冀州（今河北冀县），竟恐惧南遁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委弃军资器仗甚众。而契丹遂屠赵州。武懿宗临敌怯懦，但却对民残忍，滥杀被契丹胁迫的百姓，竟至"生刳取其胆，后行刑"，还奏请尽诛河北被迫从贼的百姓。（《资治通鉴》卷二○六）
"万里折冲，在于择将。"而僧怀义乃市井混儿，诸武侄辈属裙带纨绔，皆是"不知边塞盈虚，不晓山川险易"的庸常之辈，岂能当大将之任！由此可见武曌在用人上的任情拙劣一面。
还应提及的是长安二年（702）创设"武举"，考试项目主要是武艺及体能，以补救基层军将之缺乏。这无疑是女皇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然恨其时晚矣。
3.消极退让，漠北亦失
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后，有陈子昂疏论边疆形势云："燕、代逼匈奴（指后突厥）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全唐文》卷二一二《谏灵驾入京书》）及至万岁通天元年（696），突厥侵寇未平，而契丹叛离又起，武周处于三面被敌的防御态势。虽然契丹之乱得默啜助力而平息，但奚、契丹遂尽降于后突厥。
当弘道元年（683）五月后突厥侵寇河东道北部蔚州（今山西灵石），杀刺史李思俭，又于关内道北部朝那山生擒丰州都督崔智辩后，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州。赖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固争，废议乃止。（《资治通鉴》卷二○三）
神功元年（697），默啜以助讨契丹为条件，向武周索得河曲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农器等物质，标志着武周正式放弃了漠南之地。如此"借寇兵资盗粮"，既助长了后突厥的实力，又使得边备的弱点暴露，北疆扰攘进而加剧。
再回顾裴行俭平息突厥暴动时的情形：唐朝大军自南而北掩击，漠北回纥等部由北向南进逼，遂致阿史那伏念穷途请降。而骨咄禄等聚众复起之初，仍以漠南为基地，但唐军采取的基本策略却是防御反击，并未穷追猛讨，彻底降服而后已。其结果是"放虎归山"，骨咄禄得以重返漠北，分化瓦解敕勒诸部，击败回纥等亲唐部落。
案返回漠北建牙，是骨咄禄图谋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此，唐军再行征讨，已是鞭长难及了。
垂拱三年（687），安北都护府被迫南徙于陇右道境内，是唐朝丧失漠北羁縻控制权的时间界标。从战略上观察，南北夹击，翦灭后突厥的机遇亦从此丧失。一方面是后突厥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广阔地理空间，一方面是李唐、武周北疆安全危机的加深与持续，遂成一时难易之定局。
4.边防措置与体制调整之迟缓
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边疆军事地缘战略格局来看，突厥、契丹与吐蕃等游牧族类正在逐渐强大。而游牧族类天然具有骑兵优势，且风俗尚武。游牧骑兵快捷机动，避实击虚，进则掳掠，退则远遁，致使唐朝边军不胜备御。而在唐军方面，是以步兵为主，兵数虽多但难称精劲。
调露中裴行俭挂帅征讨突厥降户暴动，节制兵力达30万众。圣历元年默啜大举寇掠河北时，命武重规将兵30万迎击，又以阎敬容等将兵15万为后援。兵力之盛，创李唐开国以来最高记录。然而，仓促命将征兵，行动迟缓，州县官员又多畏死怯战，不敢追蹑。
尤其是契丹叛乱，其兵力不过数万，时间亦不满两年，而影响重大，边防第一线的重镇营州失陷，第二线重镇幽州情势危急。契丹骑兵破城杀吏，屠民掠货，所向披靡。朝廷三次兴师，其中以武懿宗统兵20万为最多，却两次遭到全军败没--大将曹仁师、张玄遇等28将之兵、大将王孝杰所统17万之兵。更令武周君臣颜面无光的是，最后竟赖默啜的乘间渔利袭击契丹、以及奚与契丹携贰，才勉强平息事变。
案高宗、武后之时，边州镇防机构都督府所统兵力较弱，一遇"骑寇"大举入侵，常难以自保。而朝廷临战命将，征调府兵，组成"行军"（野战部队）的时间效率不高，速度效率又低，等到大军行至边地，敌寇已退，战机已失。
唐初以来的兵制为府兵，应付边疆大战的临时性"行军"，常由府兵和"蕃兵"（羁縻府州部落兵）组成。（《新唐书·兵志》云："若四方有事，则命将出征，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命将"指"行军大总管，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但自高宗后期以降，府兵制度已经弛废败坏，这就是在征讨突厥、契丹以及吐蕃的战争中，动辄征调10万乃至40余万兵力，而仍然连吃败仗的缘故。（案府兵制弛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兵农合一"，府兵"舍家从役"，有妻儿老小，田畴耕稼等"顾后之虑"，故其久戍边地则思恋乡土，自然难保坚强持久的战斗力。而"行军"由若干军府之府兵组成，故兵将不属，且"行军"时间短又边地不熟，亦影响其战斗力。参黄永年《文史探微·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中华书局，2000年）所以，改革兵制并调整边防体制，就成为当时的燃眉急务。
神功元年（697），新任宰相狄仁杰提出：充实边镇，以逸待劳。（《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华人步卒利险阻，虏人骑兵利平地。"杜险而守，冲以长戟，临以强弩，是中原王朝传统的边防战略战术。而借助阴山天险形势的国防设施，莫要于长城和驻兵屯戍。）这是府兵制度弛坏之后的一种可行之策。而充实边镇，一是要解决兵源问题，二是要增置边防军城。
如何解决兵源问题？万岁通天元年（696）、圣历二年（699），令河北、河南靠近边境州县置武骑团兵（每150户出兵15人，马1匹，不离乡土），以备后突厥，就是当时的一项新措置。（《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招募"猛士"等到边镇戍防，早在高宗时就使用过。但发展到在边地直接招募"健儿长任边军"，则要迟至玄宗即位前后，成为固定制度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大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册府元龟》卷124《修武备》）
增置边防军城，驻兵屯戍的情况又如何？下文先将高宗、武后时期在北方边疆地带设置的10余处军城列为简表，以便观览。（以《通典》卷一一二《州郡二》所载为主，参以《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案由于史载缺略，已难知当年详情，只能从中窥其概况。
高宗、武后时期北方边疆增置军城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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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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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城 名
（地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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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置 时 间
（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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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马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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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东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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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守捉
（单于府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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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调露二年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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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7700人
马12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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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军
（代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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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调露二年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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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9500人
马55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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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兵军
（大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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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圣历二年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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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2万人
马55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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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岚军
（岚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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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长安中三年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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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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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内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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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府
（胜州黄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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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徽元年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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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9000人
马16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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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安军
（灵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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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万岁通天元年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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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8000人
马13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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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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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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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总章二年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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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8000人
马7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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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夷军
（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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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垂拱中
（68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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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1万人
马3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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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军
（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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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万岁通天二年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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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1万人
马3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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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
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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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军
（鄯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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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仪凤二年（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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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1.4万人
马65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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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门军
（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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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仪凤二年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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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5500人
马1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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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军
（廓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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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仪凤二年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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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7000人
马1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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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军
（甘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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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证圣元年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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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5300人
马5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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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泉军
（会州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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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大足元年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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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1000人
（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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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军
（北庭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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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长安二年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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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1.2万人
马420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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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据唐史所载，盛唐时期边疆十节度使司统辖的军城、守捉及边州等驻兵屯防之地（不包括级别较低的镇、戍），多达90余处，其设置时间可知者60余处。其中高祖、太宗时有7处，高宗、武后时期有上述15处，中宗朝有5处，玄宗朝多达33处。正所谓"重整山河待后生"！
四、余叙
中宗复位后的神龙二年（706）十二月，默啜侵寇灵州鸣沙县，唐军大总管沙吒忠义统8万兵拒战，败绩，损失3万人。默啜屠鸣沙，进扰原、会等州，抢掠陇右官牧马匹万余而去。（《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这是对后突厥作战以来最大的惨败。
景龙二年（708），张仁愿夺回漠南，筑置三受降城，"坚城雄防，扞蔽三辅"。睿宗景云二年（711）七月，朔方大总管解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10万人。（《通鉴》卷二一○）自筑三受降城到开元四年（716）默啜可汗身亡的8年间，后突厥侵犯唐境只有一次，即开元二年（714）二月侵犯北庭，但遭惨败。在开元年间，后突厥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征讨奚、契丹和西突厥诸部。
开元六年（718），后突厥向唐请和。开元十五年（727），唐朝许其所请，于西受降城开"互市"。开元末年，后突厥汗廷内乱不息，拔悉密、葛逻禄与回纥三部乘机独立。至天宝四年（745），回纥攻杀其白眉可汗，后突厥国灭。"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745]正月）
案要抵御强敌侵寇，首先要内部团结，同仇敌忾，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此乃任何外敌都难以屈服的胜利之本。然而，武周时期的政治气象，却是与此相悖。高宗驾崩（683）之后，武太后专决朝政，继以革唐为周，宫廷权争，骨肉相残；任用唯亲，顺昌逆亡，致使国力虚耗，人心涣散，直接影响到了对突厥降户叛离复国的军事征讨和政治抚辑。
正是在唐朝政局陵替，内耗外疲期间，久蓄"异志"的突厥贵族骨咄禄得以据漠南为基地，转战图存，羽翼渐丰的。倘若没有这一"地理空间"，其聚众再起便无"立足条件"，也就没有其奋斗复国的"空间过程"。抑或是女皇君臣对漠南的地缘战略价值闇于认识而掉以轻心，抑或是武周政权因为内伤外困，眼看着新敌崛起而无力遏止。从客观的历史过程观察分析，应是这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