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筑型类
隋、唐建筑实物之现存者，就型类言，有木构殿堂、佛塔、桥、石窟寺等物。其中石窟寺本身少建筑学上价值。此外尚有钟楼之一部分，亦因不全，不得作一型类之代表物。但在间接资料中，则可得型类八九种，以资佐证。在史籍中亦可得一部分之资料也。
城市设计 隋、唐之长安与洛阳，均为城市设计上之大作。当时雄伟之规，今虽已不存，但尚有文献可征（第18图）。隋文帝之营大兴城（长安），最大之贡献有三点：其一，将宫殿，官署，民居三者区域分别，以免杂乱而利公私；又置东西两市，以为交易中心。其二，将全城以横直街分为棋盘形，使市容整齐划一。其三，将四面街所界划之地作为坊，而其对坊之基本观念，不若近代之block，以其四面之街为主，乃以一坊作为一小城，四面辟门，故言某人居处，不曰在何街，而曰在何坊也。街道不唯平直，且规定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等标准宽度焉。顾炎武言：“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见注1]。唐代建置之气魄，可以见矣。
平面布置 唐代屋宇，无论其为宫殿，寺观或住宅，其平面布置，均大致相同，故长安城中佛寺道观等，由私人“舍宅”建立者，不可胜数。今唐代建筑之存在者，仅少数殿宇浮图，无全部院庭存在者，故其平面布置，仅得自敦煌壁画考之。
唐代平面布置之基本观念为四周围墙，中立殿堂。围墙或作为回廊，每面正中或适当位置辟门，四角建角楼，院中殿堂数目，或一或二三均可。佛寺正殿以前亦有以塔与楼分立左右者，如敦煌第一一七窟五台山图中，“南台之寺”，其实例则有日本奈良之法隆寺。在较华丽之建置中，正殿左右亦有出复道或回廊，折而向前，成凵字形，而两翼尽头处更立楼或殿者，如大明宫含元殿“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及敦煌净土变相图及乐山龙泓寺摩崖所见。
殿堂 唐代殿堂，承汉魏六朝以来传统，已形成中国建筑最主要类型之一。其阶基，殿身，屋顶三部至今日仍为中国建筑之首身足。其结构以木柱构架，至今一仍其制。殿堂本身内部，少分为各种不同功用屋室之划分，一殿只作一用。即有划分，亦只依柱间间隔，无依功用，有组织，如后世所谓平面布置也。
楼阁 二层以上之建筑，见于唐画者甚多。通常楼阁，下层出檐，上层立于平坐之上，上为檐瓦屋顶，又有下层以多数立柱构成平坐，而不出檐者，或下部以砖石为高台，台上施平坐斗拱以立上层楼阁柱者。然此类实物今无一存焉。
佛塔 现存唐代佛塔类型计有下列三种：
（一）模仿木构之砖塔 如玄奘塔，香积寺塔，大雁塔，净藏塔之类。各层塔身表面以砖砌成柱额斗拱乃至门窗之状，模仿当时木塔样式，其檐部则均叠涩出檐，又纯属砖构方法。层数自一层至十三乃至十五层不等。
（二）单层多檐塔 如小雁塔、法王寺塔，云居寺石塔之类。下层塔身比例瘦高，其上密檐五层至十五层。檐部或叠涩，或刻作椽瓦状。
（三）单层墓塔 如慧崇塔，同光塔之类。塔身大多方形，内辟小室，塔身之上叠涩出檐，或单檐或重檐，即济南神通寺东魏四门塔型是也。如净藏塔亦可属于此类，但塔身为木构样式。
现存唐代佛塔特征之最可注意者两点：
（一）除天宝间之净藏禅师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为正方形；如有内室亦正方形。
（二）各层楼板扶梯一律木构，故塔身结构，实为一上下贯通之方形砖筒。除少数实心塔及仅供佛像不能入内之小石塔外，自北魏嵩岳寺塔以至晚唐诸塔，莫不如是。凡有此两特征之佛塔，其为唐构殆可无疑矣。
除上举实物所见诸类型外，见于敦煌画之佛塔，尚有下列四种：
（一）木塔与云冈石窟浮雕及塔柱所见者相同，盖即“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之原始型华化佛塔也。
（二）多层石塔为将多数“四门塔”垒叠而成者。每层塔身均辟为圆券门，叠涩出檐、上施山花蕉叶。现存实物无此式，然在结构上则极合理也。
（三）下木上石塔下层为木构，斗拱出瓦檐。其上设平坐，以承上层石窣堵坡。其结构违反材料力学原则，恐实际上不多见也。
（四）窣堵坡塔肚部分或为圆球形或作钟形。现存唐代实物无此式。
城郭 敦煌壁画中所画城郭颇多，似均砖甃。城多方形，在两面或四面正中为城门楼，四隅则有角楼，均以平坐，立于城上。城门口作梯形“券”，为明以后所不见。城上女墙，或有或无，似无定制。
桥梁 唐代桥梁，至今尚无确可考者。敦煌壁画中所见颇多，均木造，微拱起，旁施勾栏，与日本现代木桥极相似。至于隋安济桥，以一单券越如许长跨，加之以空撞券之结构，至为特殊，且属孤例，不可作通常桥型论也。
二、细节分析
阶基及踏道唐代阶基实物现存者甚少，大雁塔、小雁塔及佛光寺大殿虽均有阶基，然均经后代重修，是否原状甚属可疑。墓塔中有立于须弥座上者，然其下是否更有阶基，亦成问题。敦煌壁画佛塔均有阶基，多素平无叠涩；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阶基亦素平，其下地面且周以散水，如今通用之法。阶基前踏道一道，唯雁塔楣石所画大殿则踏道分为左右，正中不可升降，即所谓东西阶之制。
平坐 凡殿宇之立于地面或楼台塔阁之下层，均有阶基；但第二层以上或城垣高台之上建立木构者，则多以平坐斗拱代替阶基，其基本观念乃高举之木构阶基也。玄宗毁武后明堂，“去柱心木，平坐上置八角楼”，此盖不用柱心木建重楼之始，为结构法上一转捩点殊堪注意。敦煌壁画中楼阁城楼等皆有平坐。然实物则尚未见也。
勾栏 阶基或平坐边缘之上，多有施勾栏者。自北魏以至唐宋，六七百年间，勾栏之标准样式为“钩片勾栏”，以地栿，盆唇，巡杖及斗子蜀柱为其构架，盆唇地栿及两蜀柱间以L及1形相交作华板。敦煌壁画中所见极多。其实例则栖霞山五代舍利塔勾栏也。
柱及柱础 佛光寺大殿柱为现存唐柱之唯一确实可考者。其檐柱内柱均同高；高约为柱下径之九倍强。柱身唯上端微有卷杀，柱头紧杀作覆盆状。其用柱之法，则生起与侧脚二法，皆极显著，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者约略相同。
砖塔表面所砌假柱，大雁塔与香积寺塔均瘦而极高；净藏塔之八角柱则肥短。大雁塔门楣石所画柱亦极瘦高，恐均非真实之比例也。
唐代柱础如用覆盆，则有素平及雕莲瓣者。
门窗 佛光寺大殿门扇为板门，每扇钉门钉五行；门钉铁制，甚小，恐非唐代原物。慧崇塔、净藏塔及栖霞寺塔上假门亦均有门钉，千余年来，仍存此制。
佛光寺大殿两梢间窗为直棂窗，净藏塔及香积寺塔上假窗，亦为此式，元明以后，此式已少见于重要大建筑上，但江南民居仍沿用之。
斗拱 唐代斗拱已臻成熟极盛。以现存实物及间接材料，可得下列六种：
（一）一斗 为斗拱之最简单者。柱头上施大斗一枚以承檐椽，如用补间铺作，亦用大斗一枚。大雁塔、香积寺塔之斗拱均属此类。北齐石柱上小殿，为此式之最古实物。
（二）把头绞项作（清式称一斗三升） 玄奘塔及净藏塔均用一斗三升。玄奘塔大斗口出耍头，与泥道拱相交。其转角铺作则侧面泥道拱在正面出为耍头；其转角问题之解决甚为圆满。柱头枋至角亦相交为耍头。净藏塔柱头之转角铺作，则其泥道拱随八角平面曲折，颇背结构原理。其大斗口内出耍头，斜杀如批竹昂形状。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两侧回廊斗拱则与玄奘塔斗拱完全相同。
（三）双杪单拱 大雁塔门楣石所画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第一跳偷心，第二跳跳头施令拱以承橑檐椽。其柱中心则泥道拱上施素枋，枋上又施令拱。拱上又施素枋。其转角铺作，则角上出角华拱两跳，正面华拱及角华拱跳头施鸳鸯交手拱，与侧面之鸳鸯交手拱相交。此虽间接资料，但描画准确，其结构可一目了然也。
（四）人字形及心柱补间铺作 净藏塔前面圆券门之上以矮短心柱为补间铺作，其余各面则用人字形补间铺作。大雁塔门楣石所画佛殿则于阑额与下层素枋之间安人字形铺作，其人字两股低偏，而端翘起。上下两层素枋之间则用心柱及斗。现存唐宋实物，无如此者，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则用上下两层心柱及斗，与此画所见，除下层以心柱代人字形铺作外，在原则上属同一做法。
（五）双杪双下昂 何晏《景福殿赋》有“飞昂鸟踊”之句，是至迟至三国已有昂矣。佛光寺大殿柱头铺作出双杪双下昂，为昂之最古实例。其第一第三两跳偷心。第二跳华拱跳头施重拱，第四跳跳头昂上令拱与耍头相交，以承替木及橑檐榑。其后尾则第二跳华拱伸引为乳栿，昂尾压于草栿之下。其下昂嘴斜杀为批竹昂，敦煌壁画，所见多如此，而在宋代则渐少见，盖唐代通常样式也。转角铺作于角华拱及角昂之上，更出由昂一层，其上安宝瓶以承角梁，为由昂之最古实例。
（六）四杪偷心 佛光寺大殿内柱出华拱四跳以承内槽四椽栿，全部偷心，不施横拱，其后尾与外檐铺作相同。木构斗拱以佛光寺大殿为最古实例。此时形制已标准化，与辽宋实物相同之点颇多，当于下章比较讨论之。
构架在构架方面特可注意之特征有下列七点：
（一）阑额与由额间之矮柱 大雁塔石楣石所画佛殿，于柱头间施阑额及由额，二者之间施矮柱，将一间分为三小间，为后世所不见之做法。
（二）普拍枋之施用 玄奘塔下三层均以普拍枋承斗拱。最下层未砌柱形，普拍枋安于墙头上。第二第三两层砌柱头间阑额，其上施普拍枋以承斗拱。最上两层则无普拍枋，斗拱直接安于柱头上。可知普拍枋之用，于唐初已极普遍，且其施用相当自由也。
（三）内外柱同高 佛光寺内柱与外柱完全同高，内部屋顶举折，均由梁架构成。不若后代将内柱加高。然佛光寺为一孤例，加高做法想亦为唐代所有也。
（四）举折 佛光寺大殿屋顶举高仅及前后橑檐枋间距离之五分之一强，其坡度较后世屋顶缓和甚多。其下折亦甚微，当于下章与宋式比较论之。
（五）明栿与草栿之分别 佛光寺大殿斗拱上所承之梁皆为月梁，其中部微拱起如弓，亦如新月，故名。后世亦沿用此式，至今尚通行于江南。其在此殿中，月梁仅承平暗之重，谓之明栿。平暗之上，另有梁架，不加卷杀修饰，以承屋盖之重，谓之草栿。辽宋实物亦有明栿以上，另施草栿者，明清以后，则梁均为荷重之材，无论有无平暗，均无明栿草栿之别矣。
（六）月梁 《西都赋》有“抗应龙之虹粱”，谓其梁曲如虹，故知月梁之用，其源甚古。佛光寺大殿明栿均用月梁，其梁首之上及两肩均卷杀，梁下中■，为月梁最古实例。其形制与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大致相同。
（七）大叉手 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不立侏儒柱以承脊榑，而以两叉手相抵，如人字形斗拱。宋辽实物皆有侏儒柱而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则仅有侏儒柱而无叉手。敦煌壁画中有绘未完之屋架者，亦仅有叉手而无侏儒柱，其演变之程序，至为清晰。
藻井 佛光寺大殿平暗用小方格，日本同时期实物及河北蓟县独乐寺辽观音阁平暗亦同此式。敦煌唐窟多作盝顶，其四面斜坡画作方格，中部多正形，抹角逐层叠上，至三层五层不等。
角梁及檐椽 佛光寺大殿角梁两重，其大角梁安于转角铺作之上，由昂上并以八角形瘦高宝瓶承托角粱、角梁头卷杀作一大瓣，子角梁甚短，恐已非原状。大雁塔楣石所画大殿角梁不全。其下无宝瓶等物，亦不知有无子角梁也。
佛光寺大殿檐部只出方椽一层，椽头卷杀，但无飞椽。想原有檐部已经后世改造，故飞椽付之缺如。至角有翼角椽，如后世通用之法，大雁塔楣石所画，则用椽两层，下层圆椽，上层方飞椽，有显著之卷杀。椽与角梁相接处不见有生头木之使用。
砖石塔多用叠涩檐。其断面线多■入少许，实为一种装饰性之横线道。石塔亦有雕作椽瓦状者，河北涞水县唐先天石塔及江宁栖霞寺五代石塔皆此类实例也。
屋顶 除佛光寺大殿四阿顶一实物外，见于间接资料者，尚有九脊、攒尖两式，“不厦两头”则未见，然既见于汉魏，亦见于宋元以后，则想唐代不能无此式也。九脊屋顶收山颇深，山面三角部分施垂鱼，为至今尚通用之装饰。四角或八角形亭或塔顶，均用攒尖屋顶，各垂脊会于尖部，其上立刹或宝珠。
瓦及瓦饰 佛光寺大殿现存瓦已非原物，故唐代屋瓦及瓦饰之形制，仅得自间接资料考之。筒瓦之用极为普遍，雁塔楣石所见尤为清晰，正脊两端鸱尾均曲向内，外沿有鳍状边缘，正中安宝珠一枚，以代汉魏常见之凤凰。正脊垂脊均以筒瓦覆盖，其垂脊下端微翘起，而压以宝珠。屋檐边线，除雁塔楣石所画，至角微翘外，敦煌壁画所见则全部为直线，实物是否如此尚待考也。
雕饰 雕饰部分可分为立体、平面两种：立体者为雕塑品，平面者为画、屋顶雕饰，仅得见于间接资料，顷已论及。石塔券形门有雕火珠形券面者，至于平面装饰，最重要者莫如壁画。《历代名画记》所载长安洛阳佛寺道观几无无壁画者，如吴道子、尹琳之流，名手辈出。今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可示当时壁画之一般。今中原所存唐代壁画，则仅佛光寺大殿内拱眼壁一小段耳。至于梁枋等结构部分之彩画，则无实例可考校注[10]。天花藻井及壁画边缘图案，则敦煌实例甚多，一望而知所受希腊影响之颇为显著也。
发券 发券之法，至汉已极通行，用于墓藏，遗例颇多。但用于地面者，似尚不甚普遍。至于发券桥，最古纪录，有《水经注》条七里涧之旅人桥，“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题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实物之最古者厥唯赵县大石桥，其砌券之法，以多道单独之券，并列而成一大券，而非将砌层与券筒中轴线平行，使各层间砌缝相错以相牵济者（第33图）。此桥之券固与后世之常法异，然亦异于汉墓中所常见，盖独出心裁者也。至于券圈之上另加平砌之仗，自汉以来，已成定法，大石桥亦非例外，直至清代尚遵循此制。
[l]《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
校注[10] 1954年已发现佛光寺大殿梁、枋、平暗等多处尚存唐代赤白装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