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1]。此固为后世之推测，然其所说穴居之习，固无疑义，直至今日，河南山西一带居民，穴居仍极普遍。宫室与穴居可以同时并存，未必前后相替也。
殷商以前，史难置信，姑集所纪。黄帝（公元前27世纪顷？），“邑于涿鹿之阿。迁陟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当时显然未有固定之城郭宫室[2]。至尧之时（公元前23世纪顷？），则“堂崇三尺，茅茨不剪”[见注2]，后世虽以此颂尧之俭德，实亦可解为当时技术之简拙。至舜所居，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见注2]。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初期之都市已开始形成。“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3]，则因宫室已渐华侈，然后可以“卑”之。
至殷代末年（公元前12世纪顷），纣王广作宫室，益广囿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4]。然周武王革命之后，已全部被毁。箕子自朝鲜“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而伤之[5]。其后约三千年，乃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予以发掘，发现若干建筑遗址。其中有多数土筑殿基，上置大石卵柱础，行列井然。柱础之上，且有覆以铜櫍者。其中若干处之木柱之遗炭尚宛然存在，盖兵乱中所焚毁也。除殿基外，尚有门屋，水沟等遗址在。其全部布置颇有条理[6]。后代中国建筑之若干特征，如阶基上立木柱之构架制，平面上以多数分座建筑组合为一院之布置，已可确考矣。
与殷末约略同时者，有周文王之祖父太王由原始穴居之情形下，迁至岐下，相量地亩，召命工官匠役，建作家室宗朝门庭，咏于《诗经》[7]。
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在今长安之南。《诗经》亦有赋此区域之建筑者[8]。
据《诗经》所咏，得知陕西一带当时之建筑乃以版筑为主要方法，然而屋顶之如翼，木柱之采用，庭院之平正，已成定法。丰镐建筑虽已无存，然其遗址尚可考。
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为中国史传中最古之公园[9]。
成王之时，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10]。此为我国史籍中关于都市设计最古之实录。
都市之制：天子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11]。盖自三代以降，我国都市设计已采取方形城郭，正角交叉街道之方式。
[1]《易·系辞》。
[2]《史记·五帝本纪》。
[3]《史记·夏本纪》。[4]《史记·殷本纪》。[5]《史记·宋微子世家》。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
[7]《诗·大雅·文王之什》。
[8]《诗·小雅·祈父之什斯干篇》。
[9]《孟子·梁惠王上》。
[10]《史记·鲁周公世家》。
[11]《周礼·考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