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唐书》的人物列传除了利用正常资料，还补充了一些唐代的小说和传闻。而对于这些文学杜撰和街巷琐语，作为文人的宋祁却缺乏史官那种详核史实的能力，采集入史时一概以为即是实录，未免以讹传讹，影响了该书的可信度。
《旧唐书》的人物传记所依据的资料有四个来源，一是唐代实录中所附的重要人物的传记，二是唐代国史中原有的列传，三是唐人的私家传记、行状、谱牒，四是唐代地方机构送入史馆的各类社会人士的事迹。这些资料虽然免不了存在造假、虚饰和曲笔等情况，一般说来，经过多道程序把关、审核、编修，其可靠成分居多应是不争的事实。《新唐书》的人物列传却不同，除了利用正常资料，还补充了一些唐代的小说和传闻。而对于这些文学杜撰和街巷琐语，作为文人的宋祁却缺乏史官那种详核史实的能力，采集入史时一概以为即是实录，未免以讹传讹，影响了该书的可信度。有的情况古人已经指出，笔者则进一步予以辨析，并将自己发现的问题一并予以阐述。
一、 李林甫排挤张九龄导致其罢相事
《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说："[宰相]李林甫无学术，见[宰相张]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帝]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帝不悦。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九龄既戾帝旨，故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新唐书》卷223上《李林甫传》又说："帝滋欲赏仙客，九龄持不可，林甫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闻，善林甫不专也。由是益疏薄九龄，俄与[宰相裴]耀卿俱罢政事，专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趋，而林甫在中，轩骜无少让，喜津津出眉宇间。观者窃言：'一雕挟两兔。'少选，诏书出，耀卿、九龄以左右丞相罢，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为战栗。"而《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只说："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开元]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也只说张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关系亲密，严挺之的前妻改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贪赃罪受审，严挺之加以营救。玄宗对张九龄说："王元琰不无赃罪，严挺之嘱托所由辈有颜面。"张九龄说："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说："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藉前事（反对重用牛仙客事），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这两份传记都没有上引《新唐书》的那些情节。
《新唐书》的情节系采自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的一则小说，大略说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阴欲中之"。"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这些情节与实际情况不符。宋人葉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指出："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张九龄]《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736）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赐（原作'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皇杂录》条校改），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独为曲江（张九龄）而设也。所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惧林甫之谗，故因致意耳。不然，帝果将废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犹献赋云，乃是顾恋不忍去托，祈哀以幸苟容，尚何足为曲江哉？此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葉梦得是站在肯定张九龄否定李林甫的立场上说这些话的，尽管指出小说中的细节与事实不符，但没有揭示更多的理由。笔者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李林甫被说成是口蜜腹剑的人物，城府一定很深，岂肯在大庭广众之前轻易流露自己对别人的猜忌憎恶和幸灾乐祸？因此，上述"嬉笑"、"大怒"、"目恚"云云，其可信程度至少要打折扣。《新唐书》是一部情绪化色彩极浓的史书，对历史的记载，主观成分大于客观成分。《新唐书》极度厌恶李林甫。《旧唐书》为李林甫立了专门的传记，按人物的时代顺序排列。而《新唐书》则把他列入类传《奸臣传》中，放在周边民族和外国列传之后，最坏的《叛臣传》之前。《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天宝十一载（752）条记载："十一月乙卯，李林甫薨"，还按他的级别称他的去世为"薨"；但卷62《宰相表中》则写作"死"，被刻意贬低降格，到了不顾及实际情况的地步。因此，宋祁很容易认为天下的一切坏事都是李林甫干的，见到这则小说，便以为是实情，而不去加以辨析，直接写入史文中。
二、唐玄宗为太子时屡过王琚家事
《新唐书》卷121《王琚传》说："[王琚]时年甫冠，见驸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会谋刺武三思，琚义其为，即与周璟、张仲之等共计。事泄亡命，自佣于扬州富商家，识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给以赀。……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赍使还长安。玄宗为太子，闲游猎韦、杜间，怠，休树下。琚以儒服见，且请过家，太子许之。至所庐，乃萧然窭陋。坐久，杀牛进酒殊丰厚，太子骇异。自是每到韦杜，辄至其庐。"《旧唐书》卷106本传没有这个情节。
《新唐书》的说法系采自唐人郑綮的《开天传信记》，说："上于藩邸时，每戏游城南韦、杜之间。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休息于封部大树下。适有书生延上过其家，家贫，止有村妻、一驴而已。上坐未久，书生杀驴拔蒜备馔，酒肉滂沛。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咨议合意，益亲善焉。及韦氏专制，上忧甚，独密言于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也？'上遂纳琚之谋，戡定祸难。"这个情节之不可信，清朝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天传信记》条中这样说："其纪明皇戏游城南，王琚延过其家，谋诛韦氏一条，据《[旧]唐书·琚传》，乃琚补选主簿，过谢太子，乘机进说，以除太平公主，并无先过琚家之事。司马光作《通鉴》，亦不从是书，惟《新唐书》兼采之。然韦氏称制时，琚方以王同皎党亡命江都，安得复卜居韦杜？"按《旧唐书·王琚传》等文献，韦氏是唐中宗的皇后，与武三思淫乱，模仿其婆婆武则天的做法把持朝政，甚至毒死中宗，临朝称制。玄宗当时为临淄王，发动政变，杀掉韦氏。这一时期，王琚作为谋杀武三思的王同皎同伙受到通缉，已改变姓名逃到扬州，当然没有在长安城南韦杜农村居住的经历，怎么可能在这里给身为太子的玄宗谋划杀掉韦氏？政变后，唐睿宗登极，玄宗立为太子，并监国，其姑妈太平公主屡屡危害他。王琚这时刚步入仕途，被吏部选补为浙江诸暨县主簿，他赴任前去东宫同监国的玄宗告别谢恩，才乘机鼓动玄宗杀掉太平公主的。对于《开天传信记》的写作，作者自称是"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宋祁便信以为真了。但他可能也看到《开天传信记》的张冠李戴，于是加以选择，只兼采了部分情节。
三、李林甫陷害太子事
《新唐书》卷77《章敬吴皇后传》，是唐肃宗的皇后、唐代宗的生母的传记，说："后幼入掖廷。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构不测，太子内忧，鬓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庭宇不汛扫，乐器尘蠧，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髙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寝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挛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于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而《旧唐书》卷52《肃宗章敬皇后吴氏传》却只是说："肃宗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入掖庭。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幸忠王（后来的肃宗）邸，见王服御萧然，旁无媵侍，命将军高力士选掖庭宫人以赐之，而吴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740）薨。"北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卷1指出《新唐书》的这则说法是"以无为有"，理由有四点。第一，"今案《本纪》，代宗以大历十四年（779）崩，时年五十三。是岁己未，推其生年，实开元十五年丁卯（727）岁，而李林甫以开元二十年（引者按：误，应为二十二年，734）方为宰相。且案林甫本传，其未为相之前，亦无谋不测以倾东宫之事"。第二，"又案，开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东宫，至二十五年（737）瑛始废。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方为太子，是岁戊寅，则代宗已年十二矣"。第三，"肃宗既为太子，其宫室之内汛扫庭宇，整饬乐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临幸其宫，则主者当扫洒整饬，以为备豫。岂有乘舆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严饬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肃宗诚忧林甫构扇不测，则怀危惧，不过中自隐忧而已，何豫于掌洒扫、典乐器之人，而亦不举其职欤？"第四，"代宗既于玄宗为嫡长孙，而又生之三日，玄宗亲临澡之，其事体亦已不轻。彼负姆者遽敢率尔取它儿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孙，静寻其言，有同戏剧，虽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吴缜由此得出结论："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但吴缜没有指出《新唐书》的说法出自什么传闻小说，当然不可能作进一步的推究。
《新唐书》的说法系出自唐人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第一则说："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第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久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命，无有妓女。上为之动色，顾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之乎？'……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嚣嚣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选中。顷者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良久方寤，……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有神人长丈馀，介金操剑，谓妾曰："帝命与汝作子。"自左胁以剑决而入腹，痛殆不可忍。……'肃宗验之于烛下，有若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吴操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符。"第二则说："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幼体弱，皇孙体未舒，负妪惶惑，乃以宫中诸子同日生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非吾儿。'负妪叩头俱服。上睨谓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之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一过其父。'及上起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酒。'吴溱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亦同。"这里交代说法来自高力士。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的前言中交代：唐文宗问宰相们宦官高力士的事迹，王涯说史官柳芳和高力士都遭贬谪，柳芳听高力士讲了一些宫廷秘事，编次为《问高力士》一书。此书这时已不存。李德裕的先父李吉甫与柳芳的儿子柳冕认识，听到过一些说法，认为"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谓实录"。李德裕从父亲那里辗转听到，于是将自己还记得的17则编次为该书。问题是高力士述说目睹的事如果参杂个人的偏见，那便算不上是"信而有征"的"实录"。幸好《高力士外传》保存了一些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其中的奥妙。《高力士外传》是郭湜贬官后在贬所认识遭贬的高力士，也听他讲了一些宫廷秘事，而编纂成书的。唐玄宗登极二十余年间，五次率领朝廷文武班子由长安巡幸洛阳，每次驻跸洛阳，首尾两年或三年。开元二十四年（736）他由洛阳回长安后，对于奔波于两都之间感到劳累厌烦，想常驻长安不动。这一期间，由裴耀卿改革漕运，将江淮地区的粮食分河段运输到长安，又由牛仙客在关中推行和籴法，改善了长安的经济供应，于是玄宗不再巡幸洛阳。《高力士外传》这样记载："李林甫用紫曜之谋，爰兴变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计，首建和籴，数年之中，甚觉宽贷。"玄宗感到很满意，再也不巡幸洛阳，并私下同高力士商量："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回答道："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日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但顺动以时，不逾古制，征税有典，自合恒规，则人不告劳，物无虚费。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所谓变造，是官吏把民间义仓所储备用以灾年救荒的粮食变换输送到京师长安；所谓和籴，是官府出钱议价购买民众的粮食。高力士认为李林甫兴变造，牛仙客建和籴，一时有效，长期有害，因而加以反对，认为国家只能依照正规制度，向百姓征收赋税，来解决财政问题，并建议玄宗按照帝王五年一出京巡幸的古制，恢复巡幸洛阳，更反对玄宗把国家大事的处理权交付给李林甫。这是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之间的矛盾，即内外朝之争。高力士以披露宫廷秘事的方式发泄对李林甫的不满，趁机造谣中伤，甚至如同吴缜所持的前两点理由，连发生事情的时间和当事人的年龄都不顾及，未免过于离谱。而宋祁却以为《次柳氏旧闻》所记是信而有征的实录，采入史文中，反映他对史实疏于考证。
四、元德秀自乳婴儿事
《新唐书》卷194《元德秀传》说："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湩流，能食乃止。"《旧唐书》卷190下《元德秀传》没有这件事。《新唐书》的这则说法来自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鲁山乳兄子》条，说："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乃止。"元德秀是一个男人，哥哥家的婴儿，初生即生母死亡，家贫雇不起奶妈，元德秀就让这个婴儿吃自己的奶，居然几天后奶下来了，而且直到这个孩子能吃饭，奶才停止，这需要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元德秀是不是两性人，如果是，在选拔官吏重视体貌壮伟的唐代，他怎么能被选拔出来长期当官？两性人时而变性的情况是有的，但一个男人能够如此迅速下奶并长期喂养婴儿，古今中外恐怕找不出事例。此说法之不符合科学、不合乎常识，自不待言。《新唐书》居然采之入史，在炫博猎奇之余，透露出的却是荒诞不经和欠缺史识。
北宋官方着手编纂《新唐书》，晚于后晋编纂《旧唐书》一个世纪。所以要另起炉灶，在《新唐书》卷末的曾公亮《进唐书表》中这样交待：《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这是由于其编纂者属于"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新编唐书起而矫正，"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这里提出两项原则，一是文省事增，即精简文字，增补史事；二是劝善戒恶，即激浊扬清，指示导向。这两项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史书首先要注重记载的真实性、全面性，不得以编纂者的主观爱憎对史事随意取舍，更不得以劝戒的需要而随意寓褒贬。否则，那便把史书变成了道德读本，"立传纪实"也就成了空话。吴缜在《新唐书纠谬》的序言中批评《新唐书》说，"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原注：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如果以损害历史的真实性为代价来达到"其事则增于前"的目的，那便不能反映历史的真相，事增得越多，引起的混乱越大。从上面举出的例子来看，褒扬元德秀到了违反科学和常识的地步，怎么能加以推广并号召人们来学习呢？贬损李林甫到了根本不愿考察、核对事实的地步，怎么具备说服力呢？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幾倡导史家应该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并认为史识尤其重要。所谓史识，指的是史家对历史的见解，辨析、抉择史料扑朔迷离说法的眼光。宋祁身为文人，和职业的史家相比，毕竟素质有别，缺乏辨析史实的能力，而更主要的是，他的出发点是要惩恶扬善，过于情绪化，影响到主观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相吻合，因此，出现了《新唐书·列传》误采小说传闻的现象。我们今天研究史学史，应该指出这一点，以便今后编纂史书避免类似错误。
（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