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阳的治安措施
洛阳和长安在唐代并称东西两京。李唐王朝以长安为京师，洛阳是东都，处于从属的陪都地位。武则天为改唐建周，以洛阳为神都，成为京师，凌驾于长安之上。安史乱前，李唐武周诸帝，或不断巡幸洛阳，或长期驻守洛阳，因此在洛阳实施着同长安一样的治安制度。安史乱后，皇帝不再驻守洛阳，这些做法在洛阳虽然继续实施，有的只不过体现出礼仪意义而已。以下一些记载可以具体说明这些情况。
《唐律疏议》卷7《卫禁》解释"奉敕夜开宫殿门"律时说："驾在大明、兴庆宫及东都，进请钥匙，依式各有时刻，违者并依此科罪。"表明东都宫殿的卫禁，例同长安的大明宫和兴庆宫。
《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说："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户籍制度具有治安意义，下节将论述，兹不赘。
《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说：开元七年（719），监察御史"分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尽雍、洛二州之境"；开元二十五年（737），"以监察御史检校两京馆驿"。大历十四年（779），"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唐会要》卷86《城郭》说：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敕令"两京城皇城及诸门，并助铺及京城守把捉兵之处，有城墙若门楼舍屋破坏须修理者，皆与所司相知，并量抽当处职掌卫士，以渐修营"。
《资治通鉴》卷214载：同年，唐玄宗在东都五凤楼前赐臣民宴饮，观众拥挤喧闹，金吾卫兵士棍棒乱下如雨，依然不能阻止。宦官高力士推荐河南丞严安之果断严厉，可由他出面维持秩序。他到场后，以手板画地，说："犯此者死。"宴饮三天，无人敢逾越所画界限。
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说："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索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全唐诗》卷65）这首诗写的是神龙元年（705）上元夜洛阳观灯的情况：官府取消了夜禁，金吾卫不再巡警，天津桥的铁索也相应打开，听任游人往来。诗中希望当夜的时光流逝得再慢一些，以便能够尽兴赏玩，是由于洛阳平素实行夜禁，这次的机会太难得。
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诗说："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全唐诗》卷347）张籍《洛阳行》诗说："洛阳宫阙当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楼。翠华西去几时返？枭巢乳鸟藏蛰燕。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全唐诗》卷382）反映出唐后期皇帝不再巡幸驻守洛阳时，洛阳依旧维修宫殿，严兵把守，以及城区由街鼓晨暮警众的情况。
二、 东都留守的设置和选择
东西两京各设一套中央衙署，皇帝若外出时间较长，则置留守负责统领这套衙署，保障其正常运作，并视情况的缓急，定期或飞速向皇帝汇报工作。皇帝返回后，留守也就撤销了。由于唐代皇帝绝大部分时间驻守长安，东都留守便大致成为常设职务，安史乱后更是这样。东都留守既然负责统领洛阳这套中央衙署，自然代表中央在洛阳主持日常工作，至于洛阳地方工作，则由河南府尹以及所属赤县、畿县的县令主持。安史乱后东部不稳，治安出现危机，因此，东都留守往往兼领防御使一职。元和三年（808），唐宪宗曾一度取消东都留守所兼使职，下诏说："承前东都留守无防御使名，往因权宜，遂有制置。俾从省便，以复旧章，其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及副使，宜停。"（《唐会要》卷67《留守》）但不久又恢复。唐宪宗所以想取消东都留守所兼防御使职，主要由于他以削平藩镇为务，担心东都留守兼领兵权后，也同朝廷作对。
东都留守一职通常任用文人，其基本条件要求两点：一是忠诚可靠，便于驾驭；二是资深望重，临事有威。贞元元年（785），唐德宗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制文说："河洛旧都，时巡久旷，命以居守，俾之保绥。间以淮甸不宁，汝坟屡警，增置军府，作蕃王畿。职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总制，一其典刑，爰资信臣，往乂东夏。……贾耽……分我忧寄，实惟其人。董制军师，安集疲瘵，统御都邑，握持纪纲，懋昭厥猷，无替朕命。"（《全唐文》卷462，陆贽《贾耽东都留守制》）长庆二年（822），唐穆宗任命韩皋为东都留守，制文也是同样的精神，说："国之都府，半在东州，未遑时巡，方委留镇，非位望崇盛加以勋旧者，则不足以允佥属而副重寄也。"（《全唐文》卷660，白居易《除韩皋东都留守制》）有时情况紧急，东都留守也会由武臣充任，韩皋之前的陈楚就是这种身份。当时，洛阳东面的汴州（治今河南省开封市）发生兵变，赶跑节度使李愿，拥立牙将李Jiè(上"宀"下"介")当节度使。唐穆宗立即任命了义武军节度使陈楚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本朝故事，东都留守罕用武臣，今用楚，以李Jiè扰汴宋故也。"（《旧唐书》卷16《穆宗纪》）
东都留守的任命仪式相当隆重，衙门也相当有派头。元和元年（806），唐宪宗批准东都留守等重要官员的除授，要入阁谢恩、面辞，"其馀官许于宣政南班拜讫便退"。（《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元和九年（814），吕元膺被任命为东都留守。"旧例，留守必赐旗甲，与方镇略同。及元膺受任，竟无所赐。"这还是由于唐宪宗怕他像藩镇一样同朝廷作对这一心态作怪所致。但是，"朝论以东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当削其仪，以沮威望"。（《唐会要》卷67《留守》）令狐楚在大和三年（829）被唐文宗任命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姚合《和东都令狐留守相公》诗说："拜表出时传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旌旗严重临关外，寺府清深接禁中。"（《全唐诗》卷501）这是由于东都留守是第二号政治中心的首席官员，责任重大，对他的尊重不过意味着朝廷的自尊自重。
三、 临制东夏、屏障长安
洛阳的治安功能体现为维系东方，屏障长安。唐玄宗看到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认为："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全唐文》卷20《幸东都制》）"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为邦典。"（《全唐文》卷23《幸东都制》）因此，他在执政前期，同初唐诸帝一样，多次幸洛。后来，他厌烦巡幸之苦，开元二十四年（736）由洛阳回长安后，不再东幸洛阳。他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也就不再观风省俗维系东方了。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20年后，身兼范阳（驻今北京市）、河东（驻今山西省太原市）、平卢（驻今辽宁省朝阳市）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带兵15万，从范阳南下，发动叛乱。如果唐玄宗不曾放弃巡幸洛阳，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当会较快得知叛乱消息，从而部署平叛活动。如果唐玄宗依然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堡垒来加以经营，也不会让几个不识干戈的文人充当留守、中丞，守着一座缺乏兵力的空城，以至于叛军不费力气就占领了洛阳。接着，安禄山在洛阳即帝位，威胁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向四川成都，长安落入叛军手中。可见，洛阳的失守，是长安失守、政权瓦解的先声。安史乱后，藩镇林立，皇帝不再巡幸洛阳，洛阳的治安作用益发明显。元和八年（813）被任命为东都留守的权德舆，在给唐宪宗的奏状中概括为"保安洛土"，"临制东夏"。（《全唐文》卷487《留镇将士加置二千人状》、《请置防御军状》）朝廷相应地对洛阳加强了力量。
元和九年（814），洛阳南面的淮西藩镇（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自总兵权，劫杀舞阳、葉城、鲁山、襄城等地，不但严重地危害着社会治安，而且也威胁到东都的安全。已上任一年的东都留守权德舆，上疏指出事态的紧急程度，说："自舞阳劫杀以来，臣夙夜忧切。阳翟只隔襄城，便与郾城接界，寇盗侵轶，事资提防。"（《全唐文》卷487《请加置留镇兵二千人状》）又说："臣伏以都畿宫（按：原误为'官'，据文意改）阙之重，四方水陆之中，密迩淮夷，兵数鲜少，安危之计，责在微臣，夙夜忧惶，逼扰是惧。"（《全唐文》卷487《留镇将士加置二千人状》）当时东都留守所管将士只有3895人，其中一部分驻守洛阳附近的偃师、阳翟（今禹州市）、登封、告成（在今登封境内）等县，留在洛阳城内的不足两千人，难以应付局面。因此，权德舆多次上疏，请求增置两千兵士。
朝廷对吴元济加以宣慰、警告，迄无成效，不得不考虑出兵平定。河北、山东地区的跋扈藩镇，为了保住共同的特殊利益，就和淮西镇勾结，极力阻挠朝廷用兵。他们派遣刺客到长安刺杀主战派大臣武元衡、裴度，同时，还在洛阳焚毁了河阴转运院的大量钱帛粮食，并与安史故将、嵩山僧圆净策划焚烧洛阳宫殿，肆行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闻讯，组织兵力进行镇压。圆净被捕，临刑叹道："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资治通鉴》卷239）这次一共镇压了数千人，为平定淮西叛乱奠定了基础。
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主持平定了淮西镇。他笃信佛教，由于战争中杀伤过多，担心受到报应，就作功德邀求佛教佑护，把因功所得的巨额赏赐用来重修了洛阳福先寺。（《太平广记》卷244《皇甫湜》）淮西镇的平定，对河北、山东的跋扈藩镇造成极大震慑，他们纷纷上表朝廷，表示要输税献地，纳质入朝。《资治通鉴》卷241总结道："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洛阳临制东夏的作用，于此得以体现。
但是，这一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与朝廷自身权威的升降成正比。到了晚唐，腐朽的统治不仅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而且使官吏对朝廷产生了离心力。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尖锐地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统治危机已到极点，因而自称"救国贱臣"，"冒死上谏"。（《全唐文》卷804）他在长安主持科举取士，所出试题为《天下为家赋》，意含讥刺，被谏官驳奏。（《唐摭言》卷13）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下洛阳，刘允章作为东都留守，率洛阳百官迎接起义军。洛阳被起义军占领，对长安的屏障作用再度丧失，长安旋被起义军攻下。唐朝从此大伤元气，虽然继续维持了26年，但洛阳的失守已预示了它必将覆灭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