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律令格式的制定
唐朝的成文法典同隋朝一样，由律令格式四类构成。关于律令格式的作用，《大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释为："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卷56《刑法志》释为："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总之，令格式是国家颁布的政令、法规、章程，从正面做出规定和要求，具有法律效力；而律，则是出现严重违反令格式的行为和犯罪现象时，用以进行处置的刑法典。
唐代不断修订和颁布律令格式。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建立唐朝，即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修订律令，以隋开皇律为依据，将新制定的53条格补充进去，武德七年（624）修成，颁行天下。
唐太宗继位后，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同学士、法官再度修订，对立法原则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做出修改，使新律更加趋于合理。除断右趾、鞭背等问题已见上节以外，重大的修改还有关于兄弟连坐的规定。按照原来的规定，兄弟分家后，祖父辈的恩荫不再旁及枝庶，但治罪却要连坐俱死，儿孙辈免死，配没为奴。唐太宗录囚时，发现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人房强的弟弟房任，在岷州（治今甘肃省岷县）谋反被杀，房强与他既不在一处，又不知情，按规定却要连坐处死。唐太宗感到不合理，命大臣详加讨论。房玄龄等人认为："按礼，孙为王父尸；按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理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危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唐太宗批准。经过这次修定，"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删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卷50《刑法志》）尽管这样，由于唐律系因袭隋开皇律而来，所以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唐律依然有500条，依然分为12卷，刑名依然规定为笞、杖、徒、流、死五类，依然有十恶、八议等规定。篇目的顺序、名称、内容也同于开皇律，一是名例，57条；二是卫禁，33条；三是职制，58条；四是户婚，46条；五是厩库，28条；六是擅兴，24条；七是贼盗，54条；八是斗讼，59条；九是诈伪，27条；十是杂律，62条；十一是捕亡，18条；十二是断狱，34条。在贞观十一年（637）向全国颁布。
到永徽三年（652），唐高宗认为国家对于唐律条文没有制定和颁布标准的注疏，致使每年参加明法科考试的举子无从依据，因而诏令："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旧唐书》卷50《刑法志》）第二年，由长孙无忌等人修成奏上，颁行天下。该书一共30卷，原称为《律疏》，因每条律文的疏解例有"议曰"字样，后遂称为《唐律疏议》。疏文是对律文的解释，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故而颁行后"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旧唐书》卷50《刑法志》）此后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时期，该书又做过一些修改，但仅限于局部内容更改和文字修订，整个体例和内容维持不变。
在修订唐律的同时，令格式也着手编纂。贞观十一年，国家还颁布了房玄龄等人编定的令1546条，分为27篇30卷，其中第12篇宫卫，第13篇军防，第20篇仓库，第21篇厩牧，第22篇关市，第24篇狱官，无疑都与治安有关。房玄龄等人还将唐高祖、唐太宗以来的三千多件诏敕删定为700条，编为《贞观格》18卷。唐高宗时，把格明确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留司格"，即本行格，是关于中央机构曹司日常工作的种种规定，因而留在本司行用，不必普遍颁行。另一种叫做"散颁格"，即散行格，是关于全国各种事情的规定，因而普遍颁行于各州县。唐高宗颁布的格有长孙无忌等删定的《永徽留司格》18卷、《永徽散颁格》7卷，以及刘仁轨等删定的《永徽留司格后本》等等。几代皇帝颁布的式，有《永徽式》14卷，《垂拱式》、《神龙式》、《开元式》各20卷等等。
经过唐代各朝皇帝指示对律令格式不断编修，一代法典，粲然大备，在维系社会治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 法律专门人材的培养和选拔
唐代设置律学，是国立政法高等专科学校。律学在隋代隶属于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唐朝建立后，改隶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不久废除。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加以恢复。显庆三年（658），唐高宗再度废除，龙朔二年（662）又予以恢复，次年改隶于详刑寺，即大理寺。律学设在京师长安，唐宪宗时东都洛阳设置分校。
当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二馆，都是中央直辖的学校。其中律学是最大众化的学校，八品以下官吏的子孙和庶民百姓的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学费（束修）最低，初入学缴纳绢帛一匹，而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则分别高出二倍和一倍。律学每届招生50名，入学年龄限定在18岁至25岁之间，而其它学校一般为14岁至19岁。这可能由于律学培养的人才所做的是严肃的工作，功课也枯燥一些，因而学生也相应要求成熟一些。律学的教官是律学博士和助教，学生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学制六年，比其它中央直辖学校短三年。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如果发现学生成绩低劣不堪贡举，修业期间可勒令退学。
科举制的常举科目中有明法，用以选拔法律人材。明法科要考核应试者对律令的熟悉程度，"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同时，也要考核应试者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贞元二年（786），唐德宗下敕说："明法举人，有能兼习一经，小帖易通者，以明法例处分。"（《唐会要》卷76《明法》）明法科在科举制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名为常举，实际并非常设，录取的人很少。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1考出贞观二十年（646）张骘以19岁"明法擢第"，"以明法历饶阳、长子二尉"。这时律学已恢复14年，而这位举子考中明法科时，刚刚到律学的入学年龄，显然不会是律学科班出身。他被委以县尉职务，负责地方治安，堪称专业对口。
三、 各级司法机构的建设
最高司法行政管理机构是刑部，隶属于尚书省。刑部的正长官是刑部尚书，一人，正三品；副长官是刑部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刑部尚书是较为稳定的称谓，唐高宗于龙朔二年（662）曾改称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670）复旧。武则天又于光宅元年（684）改称为秋官尚书，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复旧。唐玄宗于天宝十一载（752）又改称为宪部尚书，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复旧。刑部侍郎的称谓也相应地随着改变，龙朔二年改称为司刑少常伯。刑部尚书和侍郎的职责是"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为了分工协作，刑部下面又设了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个二级机构，其中比部与治安的关系不很直接，可略而不论。这个二级机构刑部设郎中二人，从五品上，龙朔二年曾改称司刑大夫；又设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他们都是上级刑部尚书和侍郎的助理官员，"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都官设有郎中一人，从五品上，龙朔二年改称司仆大夫；又设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他们"掌配役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疗药，以理诉竞雪冤"。（《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司门设郎中一人，从五品上，龙朔二年改称司门大夫；又设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他们"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关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其犯禁者，举其货，罚其人"。（《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这几个机构还设有令史、书令史、掌固（二级刑部还有亭长）等官吏。
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与刑部并存不悖，没有隶属关系，而直属于皇帝。大理寺正长官是大理卿，一人，从三品；副长官是大理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大理寺和大理卿在龙朔二年改称为详刑寺和详刑正卿，光宅元年又改为司刑和司刑卿，神龙元年复旧。大理卿的职责，一是"掌邦国析狱详刑之事"，二是"吏曹补署法官，则与刑部尚书、侍郎议其人可否"。（《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大理寺设置的官吏和工作人员有正、丞、主簿、录事、府、史、狱丞、亭长、掌固、问事、司直、评事、评事史等，分工负责具体事务。
地方上也设置了司法机构。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地方机构分别设置为京兆府、河南府和太原府，都设有法曹，官吏是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还有典狱11人，问事12人，皆为从八品上。上中下三类都督府的法曹参军也有二或一人，级别分别为正七品下、从七品上和从七品下，典狱、问事人数不等，皆为从九品上。上中下三类州则将法曹改称为司法、参军事，均为一人，级别分别为从七品下、正八品下和从八品下，典狱、问事的人数、级别不等。县有不同的等级。京师市区的长安、万年二县，东都市区的河南、洛阳二县，以及北都市区的太原、晋阳二县，统称为京县。京兆府、河南府和太原府所直接管辖的附近各县，统称为畿县。此外，按照人口的多寡，各州所属县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类。这些不同等级的县，司法设有佐、史，同时设有典狱、问事，人数依等级减少。
这样，从地方到中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司法系统，各自在国家规定的权限内负责处理包括危害治安在内的犯罪行为。县对于笞刑、杖刑有自决权，越出权限的案件则要上报。大理寺负责接受审理各地报来的流刑、死刑案件，然后转至刑部，甚至再由中书门下（宰相政事堂）讨论处理。所以这样，是由于唐太宗指示过："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天下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议之。"（《唐会要》卷40《君上慎恤》）如果属于大案或疑案，要进行三司推事，即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方会审，然后"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新唐书》卷56《刑法志》），作为后来断狱的借鉴材料。
州县都设有监狱，河南府、京兆府的监狱分别设在东西两都。大理寺在都城设有大理狱，囚禁犯罪京官和金吾捕获的罪犯。武则天时，还在神都洛阳丽景门内设置特别监狱"推事院"，由酷吏来俊臣等人负责审讯。酷吏王弘义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意为"入此门者，例皆竟也（一例丧命）"。（《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不过，武则天这样做，目的并不在于维持社会治安，而是为了镇压异己，恐吓臣民，以改朝换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