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刘知幾著《史通》，审视千古，评品百家，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理论。他把历史编纂主体分为史家个人和修史班子加以论述。他认为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长，史才指文字驾驭能力，史学指历史知识修养，史识指鉴别资料和判定人物、事件的能力，此外还提出史家的职业道德问题，开清代章学诚之先河。他反对群体修史，因为：（一）班子成员不是行家里手，不具备史才；（二）诸长官瞎指挥，意见各异，重大问题反而没有指授；（三）群体协作难以保密，执笔者顾虑重重，损害修史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四）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历史编纂学体系涉及史书体裁、内容、文字表达等等问题。他对于已有的史书体裁加以分类和比较，重点指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得失。他对于纪传体的本纪、列传、论赞、表历、书志等等体例条分缕析，为编纂者指点门径。关于史书内容的取舍增减，他认为应以褒贬劝诫为指归，选择大善大恶的人物和事件入史，轶出范围和冗杂不实的内容都应舍弃，删掉断代史中的《天文志》、《艺文志》，增修《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等。对于文字表达，他提出四点要求：（一）"文约而事丰"；（二）"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三）"当世口语"，"从实而书"；（四）清晰明了，逻辑一致。他的诸多主张，或由后世遵循，或给后世以启迪。
一、刘知幾的学术生涯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氛很浓的家庭里。父亲刘藏器学养深厚，教子严厉，致使刘知幾兄弟六人均为进士及第。刘知幾幼年时代对诗赋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很快就转移到史学方面。11岁时，他随父亲学习《古文尚书》，为其佶屈聱牙、晦涩难解所苦，尽管屡遭痛打，而终无所成。这时，父亲正在为他的哥哥们讲授《左传》，他也凑进去旁听，课后还能为诸兄复述大意，辨析疑点。他感叹道："若是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史通通释》卷10《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父亲惊异于他的这个想法，答应教他《左传》，一年后便结了业。父兄都想让他专精《左传》一书，责成他遍读各家注疏。但这位有心计的儿童却为自己的发展设计了方案，要博览群书，拓宽基础。他开始自学《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并且体现出审视历史的胆识和眼光。他议论起班固《汉书》不应有《古今人表》，谢承《后汉书》应为更始帝立纪，闻者皆指责他道："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史通通释》卷10《自叙》）后来，他见到张衡、范晔的书中已有这种说法，不禁为自己的见解和古人暗合而感到欣慰。到17岁时，他已将历代史书和当代实录浏览净尽。
20岁这年，刘知幾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他被安排担任获嘉县（今属河南省）主簿，后来调任定王府仓曹，公务之余，以耽玩史籍为乐趣。他一直关心时政，当武则天敕令九品以上官员上疏陈得失时，曾对授官猥滥、调转急促等事发表过急切的批评。同时，他为酷吏肆虐、殃及无辜感到担忧，著《思慎赋》自警。当时的大手笔苏味道、李峤盛赞该赋为："陆机《豪士》所不及也。"（《旧唐书》卷102《刘知幾传》）他的史学才华为朝廷所知，42岁时开始在神都洛阳（今属河南省）担任著作佐郎、左史、凤阁舍人等职，以本官兼修国史。唐中宗复辟后，诏令编纂《则天大圣皇后实录》，他参与撰写。他因自己的主张与监修权臣武三思不合，于是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撰为《史通》一书。朝廷旋即迁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他请求留在洛阳。不久，有人说他身为史官，不宜私下著述，于是中宗将他召至长安任太子中允，领史事。这时由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任监修，刘知幾与他们意见不合，就致函萧至忠，指出修史体制存在的诸种弊端，请求免去自己的史任。宗楚客厌恶他言辞直率激烈，对诸史官说："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旧唐书》卷102《刘知幾传》）
在唐睿宗、唐玄宗时期，刘知幾继续编修国史。61岁这年，任太乐令的长子犯法流放，他找宰相评理，触怒玄宗，被贬为安州（治今湖北省安陆县）别驾，到任不久即去世。几年后，玄宗命洛阳地方官就其家抄呈《史通》，读后极为欣赏，追赠他为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谥为文。
刘知幾在修史的同时，还参与编修过《三教珠英》、《文馆词林》、《族姓系录》等书。他著文认为《孝经》郑氏学不是郑玄所注，《易》无子夏传，《老子》无河上公注，遭到一些人的非难。20年的著述生涯中，他不被时人理解，与监修贵臣主张不合，只同徐坚、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结为莫逆之交，经常感叹："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史通通释》卷10《自叙》）徐坚特别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正是这部凝聚着刘知幾数十年心血的不朽著作，建立了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体系，对于今天以新的体裁撰写史书，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二、刘知幾的编纂主体观
1．编纂个体
关于历史编纂个体所应具备的条件，刘知幾做了系统的阐述。
刘知幾认为文和史是负荷不同任务的载体，存在着区别。大抵文可"绮扬绣合，雕章缛彩"，允许求美而不求真。史须实录存真，应该"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通释》卷7《鉴识》）他解释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原因在于史才须有才、学、识三长，不是任何识字人都具备的。他对三长未下确切的定义，只是打比方说：有学而无才，就好像愚笨的人，尽管有百顷良田、满箱黄金，去经营生活，却不能增殖财富。有才而无学，就好像是能工巧匠，身怀绝技，手里却没有木料、工具等等，照样修不出宫室。"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因此，他断言："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卷102《刘知幾传》）
统览《史通》全书，可做如下诠释：
刘知幾所说的史才，指修史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他最崇拜的史才是左丘明，认为："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所著《左传》，"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记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谀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后代作者，没有一个达到如此高度。他批评本朝修史者多是缺乏史才的词人，"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因此，所编史书如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史通通释》卷6《叙事》）
刘知幾所说的史学，指修史者对历史知识的学养。战国时期，人们已经用"学富五车"形容饱学硕士。到了唐代，文化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修史者只有全面熟悉资料，才可避免纰缪和遗漏。左丘明修《左传》，除了依据自己鲁国的史籍，还广泛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因而才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史通通释》卷5《采撰》）刘知幾建议史书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设想缺乏史学的人会提出"世无其录"的疑问。他列举出三方面可资利用的大量典籍，认为："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史通通释》卷3《书志》）
刘知幾所说的史识，指修史者对于资料的鉴别能力和对于人物、事件的判定能力。编纂活动的取舍有赖于对资料进行鉴别。范晔删节诸书修成《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刘昭却把删掉的那些"言尽非要，事皆不急"的资料采为补注。刘知幾嘲笑道："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以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史通通释》卷5《补注》）刘峻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作注，"指其瑕疵，伪迹昭然"，而唐修《晋书》却照样采以入书，也是"鉴非详正"的事例。（《史通通释》卷17《杂说中》）刘知幾提醒修史者对于人物的郡望、族姓、事迹等资料，一定要认真考核，剔除其不可信的成分。修史必然涉及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定性。班固《汉书》中的一些论赞，"理多惬当"，但"深排贾谊"，则"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史通通释》卷4《论赞》）至于一些史书，"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三皇五帝），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八元八凯）"（《史通通释》卷5《载文》），更是欠缺史识的表现。
刘知幾把史才、史学、史识作为编纂者的素质加以探讨之后，尽管没有提出史德的术语，还是探讨了编纂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他认为要想让史书达到"惩恶劝善"、"激浊扬清"（《史通通释》卷7《品藻》）的目的，编纂者就应该不虚美、不掩恶，即使环境险恶，也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因此，编纂者的职业道德应该是："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通通释》卷7《直书》）他列举了历史上史德高尚的典型，同时抨击了一些相反的人物。例如北齐史官魏收，奉命编纂《魏书》，鉴于本朝开国得力于尔朱荣，又收了其子的贿赂，就对这位杀害北魏小皇帝的奸雄减其恶而增其善，说："苟非荣之致力，克夷大难，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然则荣之功烈，亦已茂乎！……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彭、韦、伊、霍，夫何足数！"（《魏书》卷74《尔朱荣传》）魏收人品龌龊，对于尚书令杨遵彦，"撰其家传甚美"。相反，"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此，诸家聚讼不休，反而"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魏书》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薄，号为"秽史"。（《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
2.编纂班子
刘知幾认为文献资料虽然出于众手，但编为史书，应由编纂者个人依据自己的主张加以厘革，成为郁为不朽的一家之言。唐代的修史制度是官修史书，宰相监修。他参与修撰，发现很多弊病。
其一，班子成员不是行家里手，不具备史才。监修者是主编，"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修史者多是监修者引进的缺乏史才的官员和词人，"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史通通释》卷10《辨职》）这样的班子显然不能负荷修史重任。
其二，长官瞎指挥，意见各异，重大问题反而没有指授。同时设置几位监修，都在嚷嚷不休，杨再思说"必须直词"，宗楚客说"宜多隐恶"，阵法混乱，不知适从。对于具体的编纂问题，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监修者却不能"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史通通释》卷20《忤时》）
其三，群体协作损害了修史工作的独立性。史书要扬善惩恶，使乱臣贼子惧，就要对入史人物定其臧否，征其善恶，行褒贬之法。修史者只有独立著书，才能免受干扰。而修史班子成员复杂，且"皆愿长喙"，难以保密。"倘有五始（《春秋》章法）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史官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担心"取嫉权门"，"见仇贵族"。（《史通通释》卷20《忤时》）
其四，分工不明，效率低下。群体协作修史，"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但监修却不对班子成员明确分工，使得诸人"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史通通释》卷20《忤时》）史馆"可以养拙，可以藏愚"，成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史通通释》卷10《辨职》）
因此，刘知幾反对群体编书。
三、《史通》所建立的历史编纂学体系
1.编纂体例
关于史书的体裁，刘知幾提出了六家二体的说法。他把已有的史书分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家，认为其中《左传》、《汉书》二家的体裁一直为历代沿用，是编年、纪传二体，其余四家的体裁久已废置。清人浦起龙注释《史通》，指出《尚书》为记言家，《春秋》为记事家，《左传》为编年家，《国语》为国别家，《史记》为通古纪传家，《汉书》为断代纪传家。这与刘知幾的本意有出入。《春秋》、《左传》，前者是经，后者是传，互为表里，强分作记事、编年两家，未免龃龉不合。《史通·二体》论述《左传》这类编年体时，刘知幾是以《春秋》为表识的，并未把二书看作两种体裁。《史记》、《汉书》都是纪传体，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同文在论述《汉书》这类纪传体时，是举《史记》而包括《汉书》在内的。可见刘知幾标举六家，不过是说出过六种有影响的史学著作而已，读者不必过于拘泥。
刘知幾对二体做了深入的研究。编年体的长处在于："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其缺点是："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虽然脉络清晰，但难以立体地反映历史全貌。纪传体情况复杂，有本纪、列传、表、志等丰富内容。其缺点在于："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史通通释》卷2《二体》）虽能包举万象，取事该富，但文字不经济，头绪不清楚。总之，二体各有得失，不可偏废。
刘知幾对司马迁《史记》首创的纪传体各项体例条分缕析，为编纂史书指点门径。
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编年体，由帝王领衔，按时间顺序记载国家大事。因此，须注意两点：只可为名实相副的帝王立本纪以显国统；只可包举大端，不必载入细节和小事。刘知幾举例说明这两点。司马迁自乱其例，为项羽立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名曰西楚，号止霸王，……即当时诸侯。……求名责实，再三乖谬。"魏澹《后魏书》和李百药《北齐书》，本纪"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必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史通通释》卷2《本纪》）
世家是为"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诸侯所立的传。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汉代的诸侯，"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这与周代诸侯"即位建元，专制一国"有别。班固撰《汉书》，废弃世家体裁，并入列传一类，如此厘革，"事势当然，非矫枉也"。（《史通通释》卷2《世家》）
列传除周边民族以外，其余部分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活动。传以释纪，凡不宜载入本纪中的具体情节，都应写进当事人的传中。写法或独自立传，或附传，或以类相从立合传、类传。刘知幾主张对入传人选严加抉择，因为有这样的现象：自《史记》、《汉书》以来，入传人物众多，"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史通通释》卷2《列传》）
论赞是对入史人物所做的评论，文字应与正文互补，避免雷同，持论应公允、警策，"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史记》论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这是补充正文中没有的内容，因而"事无重出"。《汉书》赞云："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这算得上"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然而不少史书的论赞，不过是重复纪传正文，稍加文饰而已。唐代词人修《晋书》，论赞"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赞语自班固以来运用诗体，重复论语的意思，历代相沿。"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史通通释》卷4《论赞》）
表历是以表格的形式，旁行斜上地记载人物世系和各类政权大事。刘知幾认为《史记》的表历显得冗余。"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史通通释》卷3《表历》）同时，他又认为表历可使史事的关系和线索表达得更加醒豁。《史记》"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特别是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崔鸿著《十六国春秋》，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体裁。天下一统的朝代则无须修为表历。"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史通通释》卷3《表历》）
《史记》创书，《汉书》改称志，用以记载典章制度、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和灾变瑞异。刘知幾认为断代史的书志应注意时代断限。天象恒常不变，古今无别，前代史书已有天文专篇，后来的断代史则不必再修《天文志》。前代的文献典籍已见诸记载，后来的断代史不必再写入《艺文志》中。否则，不但体例不纯，而且杂芜，犹如"加阔眉以半额"。至于灾变瑞异，并非与人事有必然的感应关系，然而有的史书立为《五行志》，加以附会，不惜"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或者"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因此，他告诫人们："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史通通释》卷3《书志》）
此外，刘知幾还对书篇题目、序例、称谓、补注等问题，从体例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说法。
2.内容取舍增减
编纂史书必然遇到内容的取舍增减问题，刘知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
刘知幾认为普天之下人物众多，不可能一一入史，应以褒贬劝诫为指归，选择大善大恶者。很多史书取舍不精。入选的善人"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入选的恶人"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史通通释》卷8《人物》）记载人物的事迹应"举其宏纲，存其大体"，不应"丝毫必录，琐细无遗"。有的史书"喜论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史通通释》卷18《杂说下》）有的史书对于传主的家属，尽管父亲是小县令，儿子是小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史通通释》卷8《书事》），却一一列举，把国史写成了家谱。有的史书专门搜集"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记载些荒诞不经的迷信说法，把国史变成了"鬼神传录"。（《史通通释》卷8《书事》）有的史书喜欢采集一些无关宏旨的趣闻佚事，诙谐杂言。如《宋书》卷42载：刘邕爱吃疮痂，认为味道鲜美，象鳆鱼一般。孟灵休患有疮病，刘邕去他家，见疮痂落在床上，就拾起来吃掉。孟灵休大惊，问起何故，刘邕答道："性之所嗜"。于是孟灵休就把自己身上的疮痂揭下来给他吃，竟弄得自己浑身流血。甚至对于南康国来的200人，不问其是否有罪，都打得遍体鳞伤，以便结成疮痂，供刘邕吃。同样，对于文献典籍，也应只就重要者加以著录。有的史书不然，"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史通通释》卷18《杂说下》）拣择失度，流于烦杂。
刘知幾认为轶出范围和冗杂不实的内容，都应该舍掉。断代史有明确的断限，别的书所记载的前代事迹不必重复。《汉书·地理志》叙述前代情况，已经不妥，而且全抄《尚书·禹贡》成文，无异于"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夷狄的族源前代史书已做交待者，后修史籍不必照搬。"滥引它事，丰其部帙"，达不到"称博"的目的，犹如"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史通通释》卷4《断限》）两汉词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赋》等，"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却被《史记》、《汉书》、《后汉书》全文录入传中，"不其谬乎"！（《史通通释》卷5《载文》）魏晋以来，文书有五失现象。一为"虚设"，如魏晋皆以禅让方式得天下，"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二为"厚颜"，如两国交兵，明明自己处于劣势，檄文反倒称对方"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三为"假手"，指皇帝诏敕由朝臣代写，"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义。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四为"自戾"，指皇帝指示反覆无常，对同一个人，褒崇时说"圭璋特达，善无可加"，贬黜时却说"斗筲下才，罪不容责"。五为"一概"，指与实际不符的套话，如："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称感致百灵。"五失在于不实，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因此，不必"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史通通释》卷5《载文》）
刘知幾主张断代史删掉《天文志》、《艺文志》，增修一些新的内容。历代建都，地址和宫阙制度不同，可资后世参考。"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可资劝善诫恶。因此，可撰为《都邑志》。魏晋以来，"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周边政权所献的方物，"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因此，可撰为《方物志》。谱牒"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史通通释》卷3《书志》）因此，可撰为《氏族志》。他还提出为避免文字的冗长和断离，史书宜增设一种体裁，单列皇帝的制册、诰令，群臣的章表、移檄，文士的诗颂书论，可称为《制册书》、《章表书》等等。这样，纪传体便可兼容记言家的长处。
3.文字表达
对于文字表达，刘知幾提出四点要求。
其一，"文约而事丰"。刘知幾很推崇《左传》、《汉书》叙事简要，认为其余史书多失诸烦累。特别是骈文流行的时代，烦词冗句，泛滥成灾。"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因此，他主张"省句"、"省字"。（《史通通释》卷6《叙事》）
刘知幾以古籍为例进行删节示范。如《孔子家语》云："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这段文字共63字，他认为"可除二十四字"（《史通通释》卷15《点烦》），很可能是"昔公索氏"至"如期而亡"这24字。可见叙事时以简驭繁，能以最少的文字传达最多的信息，使表达干净利索。他指出王劭《齐志》叙述高季式破尔朱兆，以七骑追奔逐北，只用了"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八字，"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闻者亦知其义矣"。（《史通通释》卷8《摸拟》）可见文字简约还能产生弦外之音，耐人寻味。
刘知幾认为叙事有四种手法，即"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指出："近史纪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欲言人尽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人赴敌不顾，则先云武艺绝伦；欲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速。此则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由此看来，四种手法不必同时运用，否则"其费尤广"。（《史通通释》卷6《叙事》原注）
刘知幾激烈抨击外行充当监修，对编纂者的文字处理横加干涉，致使芜累不堪。武则天时期，修史者对于制敕入史不敢精简文字、撮取大意，只去掉开头的"门下"和结尾的"主者施行"几个字。监修官武承嗣大发雷霆，说："公辈是何人，而敢辄减诏书！"（《史通通释》卷15《点烦》附引例语）此后，编纂者便一字不落地照录敕文。刘知幾认为极其荒唐可笑。
其二，"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史通通释》卷6《叙事》）史书应准确地纪录人物、事件，可信性和可读性并重。行文可以典雅，可以质朴，但不能违背事实，一味采用文学手法，"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史通通释》卷6《叙事》）刘知幾举了几个例子。《东观汉纪》说："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他批评道："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曹魏小书都说："文鸳侍讲，殿瓦皆飞。"他批评道："《汉书》云：项王叱咤，慑服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鸳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故当屏气徐言，安能檐瓦皆飞，有逾武安鸣鼓！且瓦既飘陨，则人必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史通通释》卷20《暗惑》）如此雕饰夸张，便是美言不信了。
其三，"当世口语"，"从实而书"。《左传》如实笔录当世"刍词鄙句"，《史记》如实记载"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史通通释》卷6《言语》），刘知幾肯定这种作法。但后来作者认为这类话不雅，便"假托古词，翻易今语"。（《史通通释》卷6《叙事》）历史面貌因而失真、走样。王劭《齐志》大量记载北齐鄙言，对后世了解问题大有帮助。比如：唐代依然把中州叫做汉，把关西称为羌，把臣呼做奴，把母叫成姊，把国君称为大家，把师人（兵士）唤做儿郎，等等。"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史通通释》卷17《杂说中》）《齐志》载："洛干感恩，脱帽而谢"。李百药撰《北史》，改写为："高祖亲扶上马，洛干免冠稽首。"这样改动似乎古雅，但不符合历史实际，一则鲜卑族习俗为不着冠冕，二则人在马背上，如何能跪在地上，长时间叩头至地面，以作拜谢？依据这种表达，"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史通通释》卷6《叙事》）北齐、北周，同是出自阴山的鲜卑族政权。牛弘撰《周书》，故求文雅，"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这与王劭《齐志》的表达大相径庭。"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史通通释》卷18《杂说下》）
同样道理，对于后世的官职宜如实直书，不能为求古雅而套用前代称谓。刘知幾批评谯周《古史考》所说"秦杀其大夫李斯"，以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大夫类比秦朝的丞相，不伦不类。（《史通通释》卷8《摸拟》）
其四，清晰明了，逻辑一致。刘知幾认为史文应明白易懂，不致产生误解，司马迁自称："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这给人留下疑窦，搞不清是"同陵陷没，以置于刑"，还是"为陵所间，获罪于国"。幸好《汉书》本传载其《与任安书》，备述受刑原因，才使人得以"克明其事"。（《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
由于资料成于众手，容有说法不一的现象，文字处理应注意逻辑一致。例如文献说周族兴起，"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为"独夫"；说到商的灭亡，却是"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这样便"是非无准，向背不同"。（《史通通释》卷13《疑古》）《汉书》对汉成帝，说法前后矛盾。《本纪》赞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五行志》却说："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馀人，皆白衣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服共坐，混淆无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可见赞语不实，应统一起来。
利用前史重新修书，应注意对有关文字作处理，使提法不出漏洞。《史记》说陈涉死后，"至今血食"，《汉书》因袭不改。一在西汉，一在东汉，"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史通通释》卷5《因习》），岂是同一个"今"字的含义？
这四点要求，包括着文字技巧和思想方法两方面的内容。
四、刘知幾的学术地位
《史通》一书审视千古，评品百家，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理论，刘知幾从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史通》"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史通通释》卷10《自叙》）对古代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刘知幾的时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依然流行。他讨论史书体裁，六家中包括着经部著作。他把史才、史学、史识作为编纂者的素质要求，也谈到职业道德问题。明人王守仁、胡应麟和清人章学诚阐明"六经皆史"之旨，后二人倡导史家应有"史德"，可以认为刘知幾早已开其先河。刘知幾六家二体的分类虽然不够合理，但在政书体、纪事本末体等创立之前，各种体裁都已囊括无遗。
《史通》一书处处体现出刘知幾独具只眼。他对《史记》体例不纯和叙事杂乱的批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自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来，现代学人纷纷学舌，相比之下，刘知幾要高明得多。而对于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那样受到人们普遍诋毁和贬低的史书，刘知幾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摆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对于孔子修《春秋》为自己鲁国的事情曲为讳饰，也予以发覆、批评。
《史通》的主张，或被后世遵循，或给予后世以启迪。刘知幾批评赞语写成韵体，重复论语的意思，唐后诸史皆有论无赞。他建议增修《都邑志》，新旧《唐书》虽未单列成篇，但《地理志》都在相关地区中首先叙述长安、洛阳的建都梗概和制度规模。《氏族志》也未成篇，但南宋郑樵编纂《通志》，专门辟有《氏族略》。刘知幾建议增设制册、章表、诗颂书论等篇，虽然史书篇幅有限，难以包容，但后来所出《唐大诏令集》、《陆宣公翰苑集》、《文苑英华》等等，不妨看作是内失外补。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史部即有诏令、奏议一类。其余诸多都城、姓氏等方面的著作，也都可以这样看待。
刘知幾取得这样的成就，有其个人因素，由上文介绍生平可知；更有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关于历史因素，他自称前人的著作，如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等等，或培植起自己的审视眼光和批判精神，或启发自己全面清理文化遗产，建构理论体系。从《史通》的疑古、惑经，我们看到了《论衡》问孔、刺孟的影子。《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
关于时代因素，有两点应该予以注意。其一，迄于唐代，史学著述大量积存，流派纷呈，体例多元，亟待总结清理，时代在呼唤适应这项任务的人才。其二，《新唐书》卷132在刘知幾等几位史臣的传后，下了这样的评语："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知幾以来，工诃古人。"可见已形成小规模的社会思潮。诃而能工，不能斥为坏事。这群史官应该包括上文所述刘知幾的那批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无从细考，但按常理来猜度，气味投合，应该会互相启发，彼此影响，不过其中刘知幾更加杰出，更能起主导作用罢了。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专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