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藏生于长安，是旅华中亚胡人的后裔。他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垂青，被先后安排在长安的武周皇家寺院当僧人和寺主。这一期间，他来到武则天驻守的神都洛阳，从事带有佛教色彩的政治活动和带有政治倾向的佛教活动。他的政治活动有两件事：神功元年（697）行道作法，帮助国家军队打败内犯契丹军队；神龙元年（705）参预张柬之政变，逼迫年迈病重的武则天还政于唐中宗。他在政治活动中显得主动、圆滑、灵活，绝不从一而终。他的佛教活动是翻译和研究佛经，开展佛教的宣传教育，创立华严宗。他参与建立的华严宗学说对于宋代理学的产生起着启发和推动作用。
隋唐五代的佛教宗派，多数由地地道道的中国僧人创立，在少数由旅华外籍僧人或外国血统的中国籍僧人创立的宗派中，只有华严宗是由地处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康国人的后裔、中国籍僧人法藏创立的。按照传承系统，他被华严宗人尊为华严宗三祖。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四日，他以70岁高龄在京师长安大荐福寺圆寂，门弟子请秘书少监阎朝隐撰写了《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晚唐时期，旅华新罗士大夫崔致远又写了《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然而北宋初年僧人赞寧撰写《宋高僧传》，却题为《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无疑是考虑到武周取代李唐时期，法藏在神都洛阳从事政治和宗教活动，并在武则天的直接支持下创立了华严宗。本文就法藏在洛阳的活动加以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上述三种关于法藏生平事迹的文字，以及宋僧志磐《贤首法藏法师传》、清僧续法《三祖贤首国师传》等文献，都说法藏俗姓康，因为祖上是康居国人，以国名为姓氏。阎碑还说："累代相承为康居国丞相，祖自康居来朝，父谧，皇朝赠左侍中。"这里所称的康居，实际指的是康国，这是习惯称呼，唐代曾在当地设置康居都督府。但这样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康居是两汉时期的政权，属于突厥人种，活动范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锡尔河（药杀水）东北；而法藏的祖籍康国，属于粟特人种，是昭武九姓中的一个国家，活动范围在康居故地的南面，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参见王素《昭武九姓及其文化东渐》，载《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印度古称天竺，又译为乾竺，这是个很大的地区概念，号称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分布着文化、信仰、习俗、语言相类的众多国家。康国邻近北天竺，受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崔传记述法藏的族姓时说："康居地接乾竺，人侔梵众，既饶师子，能胤法王，伟矣哉！"法藏以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二日在长安出生，16岁时在岐州法门寺舍利塔前炼一指，作法供养，接着，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成为一位受菩萨戒的居士。后来，他的佛教生涯莫名其妙地和武则天挂上了钩。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皇后武则天为刚刚去世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广树福田、追崇冥福，在长安舍宅为寺，名曰太原寺，命度僧住持，28岁的法藏被推荐受沙弥戒，隶属该寺。武则天称帝后，命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法藏口中冒出耀眼的白光，片刻腾涌如华盖。武则天于是指示十大法师为他授满分戒，因《华严经》中有位菩萨叫贤首，就特赐他号贤首。从此，法藏又被称为贤首大师，华严宗也被称为贤首宗。
法藏在洛阳的活动有政治和宗教两个方面，当然，二者并非可以截然分开，因为政治活动带有宗教色彩，宗教活动具有政治倾向。为了论述的方便，权且做这样的分类。
关于法藏在洛阳的政治活动，崔传记载了两件事。其一，神功元年（697），契丹大举入寇，武则天一方面派军队前往应战，一方面敕令法藏"依经教遏寇虐"。法藏上奏道："若令摧伏怨敌，请约左道诸法。"所谓左道，是指巫蛊、方术、诅咒、祈祷鬼神等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斜门旁道，由于认识能力受到科学知识幼稚的限制，左道被看作是危害政治的行径，一直为统治者所严禁。但这次武则天允许实行。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场，设置观音像，行道作法。几天后，契丹军队所见的武周军队便成了"无数神王之众"，又见"观音之像浮空而至"，因而军心大乱，被武周打败。武则天下敕表彰法藏，说："蓟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阵塞，仙驾引纛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其二，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诛杀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唐中宗复位。法藏参预政变，"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形势稳定后，中宗赏功，让法藏荣升三品。这对于一位不打算还俗的僧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法藏因而再三谢绝，中宗遂转赐给法藏的弟弟康宝藏。中宗还下诏表扬法藏道："传无尽之灯，光照暗境；挥智慧之剑，降伏魔怨。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前代高僧标榜出世，在行动中能够抗迹尘外，啸傲王侯，不与政界合作、来往。而隋唐时期的上层僧侣，多数都积极干预政治，交接权贵，供奉内廷，接受赐号，以"出世"而入世，实际上是穿着袈裟的国务活动家和御用墨客骚人。通过上述二事，可以看出法藏表现得很突出，显得主动、圆滑、灵活，绝不从一而终。这一方面由于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称帝，必须抛弃与封建秩序相表里的儒家学说，转而乞灵于与儒家主张不同的外来宗教佛教，法藏适应了这一需要，得以重用；一方面由于法藏是胡人血统，祖父时才来华，受着本族文化和家庭的熏陶，又一直研读佛典，可以不拘泥儒家那一套伦理道德和政治说教。这可看作是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族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的一次碰撞。
法藏在洛阳的宗教活动，是他的本色，主要表现为翻译并研究佛经，以及进行佛教的宣传教育活动。
《华严经》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梵文原本据说有十万偈。东晋时期，梵僧佛驮跋陀罗在华首次译为中文，勒为60卷，称为《六十华严》或《旧华严》、《晋经》。这个译本不是足本，仅有二万六千偈。武则天听说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有梵文足本，很想弄到。于阗僧实叉难陀闻讯，携带梵本来洛阳，证圣元年（695），奉敕在大遍空寺翻译，法藏参与其中。他如崔传所说："本资西胤，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因而担任笔受工作。四年后，新译《华严经》在佛授记寺完成，勒为80卷，称为《八十华严》或《新华严》。新本比晋本虽有增加，但仍不是足本，法藏补进前此在长安与中天竺僧地婆诃罗共译出的部分内容，整理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新译本。这次在洛阳译经，武则天多次到译场视察，施供食馔，还写了《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胡诌了一通自己前世是男身菩萨，由佛授记，变现女身来人间当皇帝，然后夸奖新译《华严经》为"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所谓授记，是指佛对发愿修行者授与未来成果作佛的预记。武则天假托佛对她的授记，解释自己改朝换代当皇帝有来历、有依据，在洛阳立佛授记寺，就是为了说明这层意思。法藏受敕在该寺从事宗教活动，便被纳入武则天神化自己的轨道内，成为一位御用僧侣。此外，法藏还在洛阳参与翻译其它佛经，写下不少佛学著作。
圣历二年（699）十月八日，新译《华严经》告蒇，佛授记寺的僧人请法藏讲经义，武则天下令当月十五日开讲。到腊月十二日晚上，法藏讲到《华藏世界品》的"海震动"说法时，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讲堂和寺院发出震吼之声。听众数千，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该寺僧人作为喜讯，向武则天上疏汇报。按照古代的天人感应说，上天常常因朝政失误而降生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这时，臣子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指摘时弊，皇帝也会下罪己诏向国人承认错误，同时减膳、录囚，减免赋税，施行仁政。这无疑是借助于老天爷的权威，对皇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使皇帝有所收敛，成为时政改弦更张的一个契机。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统治天下，遇到的挑战更多，阻力更大，更需要同中国固有的说法对抗。《资治通鉴》卷203记载：垂拱二年（686），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在洛阳临朝称制已经两年多，雍州上报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有人上疏批评并警告道："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这次地震，本来又是一次批评武则天的机会，但因为法藏讲经的缘故，反倒被看作是吉兆瑞应。崔传载：武则天对僧人的上疏御笔批答道："开讲之辰，感地动而标异。斯乃如来降祉，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动！披览来状，欣畅兼怀，仍命史官，编于载籍。"在这件事上，法藏再次表现出乖巧的品质，向武则天提供佛教文化，去同中国传统文化抗衡，使她在解释地震是六道众生为如来佛降福而欢欣蠢动的同时，以假装谦虚的方式美化自己，顺利地避开了一次受批评的机会，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武则天还命法藏为自己讲解新译《华严经》。华严宗以此经立宗，义理极其深奥复杂。武则天听后茫然不解，法藏就以宫殿前的金属狮子为教具，撰写《金师子章》来开导她。这一直观教学使艰深的义理变得径捷易懂，武则天遂豁然开悟。《金师子章》不足一千一百字，却囊括了华严宗的基本理论和判教说法，真可谓有咫尺万里之势。所以能这样，除了法藏具备高度的概括能力以外，还由于他以实物为例，舍弃了很多论证过程。这里不妨引证一点内容，以见一斑。华严宗把宇宙万有称为"色"，又称为"事法界"或"一切"，认为色非实色，即现象是由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的暂时的假有，虚幻不实，没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它又把宇宙万有的本体称为"空",又称为"理法界"或"一"，即所谓真如佛性，认为空非断空，即真如佛性不是绝对的空,而是湛然清净超越时空的实有,必须通过现象的假有来体现自己。既然现象和本体互相融通，互不妨碍，那么也就是色空无碍。为了说明色空关系,《金师子章·辨色空第二》就以金体比喻佛性（空），以狮子相比喻现象（色）,说："师子相虚，唯是真金。师子不有，金体不无，故名色空。又复空无自相，约色以明。不碍幻有，名为色空。"秘密隐显俱成门是华严宗十玄门之一，以为现象有色和空两重内容，人们看到假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所体现的实有这一面，假有显而实有隐；人们看到实有的一面而看不到假有的一面，实有显而假有隐。虽然或隐或显，但隐显二相同时成就。《金师子章·勒十玄第七》解释说："若看师子，唯师子无金，即师子显金隐。若看金，唯金无师子，即金显师子隐。若两处看，俱隐俱显。隐则秘密，显则显著，名秘密隐显俱成门。"法藏很善于利用教具，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进行直观教育。为了说明事事无碍法界，即现象和现象之间圆融无碍的关系，他概括出因陀罗网境界门。他为武则天和那些理解力低的人准备了十面镜子，安放于八方上下，镜面相对，各距一丈，中间安放一尊以火炬照着的佛像。于是，每面镜子中都重重叠叠地现出佛像和其它镜子映现佛像的样子。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一佛教理论。《宋高僧传》卷5《法藏传》总结他以实物从事教学活动时指出："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舍弃宗教目的和佛教说法中的错误成分，单就教育方式来说，应该承认法藏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可惜各种版本的中国教育史著述都不曾论及中国佛教的教育活动，使他失去了应有的一席地位。
不久，法藏迁至长安大崇福寺担任寺主。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长安有3所崇福寺。敦义坊东北隅有隋代的灵觉寺，唐初废，乾封二年（667），武则天为其姐贺兰氏复立为崇福寺，但仪凤二年（677）即改名为福田寺，玄宗初废。义宁坊南门东边有隋代的真寂寺，唐初改名为化度寺，但直到大中六年（852）才改为崇福寺。那么，这两所崇福寺都不是法藏当寺主的寺院。他所在的崇福寺位于休祥坊东北隅，即当年武则天舍宅而立的太原寺，载初元年（689）改称为崇福寺，由武则天亲笔题写飞白体寺额。因此，该寺可以看作是在长安的武周皇家寺院，法藏被选中当寺主，无疑体现出他从武则天那里所受到的信任和垂青。
长安四年（704）腊月，法藏供奉于洛阳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他向武则天谈起自己年青时曾炼指供养岐州法门寺舍利塔，这里是佛教圣地，所珍藏的是阿育王分发的佛指骨舍利。武则天于是敕令宰相崔玄暐陪同法藏，前往法门寺迎舍利。何以这样做，文献皆无交代，可能与武则天的健康状况有关。她这时82岁，病情加重，很可能出于迷信，借助于法藏，乞灵于佛教，以求恢复健康，延年益寿。法藏到了今陕西扶风县，在舍利塔前行道七昼夜，请出舍利，于除夕迎至长安大崇福寺，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阳。武则天敕令王公百官和洛阳的善男信女制作精美华贵的幡华幢盖，由太常寺演奏庄严的乐曲，将所谓能带来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吉祥如意后果的舍利，迎至明堂。关于武则天和法藏利用舍利的具体情况，崔传说是正月十五这天，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舍利，"普为善祷"。但舍利并没给武则天带来任何好处，她的病情急剧恶化，七天后爆发政变，她被迫还政于中宗。法藏作为内供奉僧，被政变势力当作内线拉了过去。从中牵线搭桥的人是谁，所可注意者是崔玄暐。他是这次政变的五位策划者之一，排名、受赏仅次于张柬之，同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资治通鉴》卷207记载：张柬之在政变三个月前经姚崇推荐，被武则天任命为宰相。姚崇说他"沉厚有谋",看来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想法。崔氏不然，他在酝酿和发动政变期间，有一系列激烈的言论，矛头直指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同法藏赴法门寺迎佛骨的当月，武则天卧病宫中，只有二张兄弟陪护，他上奏武则天，说皇太子和相王是她的亲儿子，"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他同法藏相处多日，试探法藏的态度，透露自己的心迹，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把法藏拉进来搞政变，如同观天象、卜吉凶一样，会加重成功一侧的砝码，对于增强信心、鼓舞政变队伍，都有好处。至于法藏参预其间，是出于主动情愿抑或迫于形势，由中宗表彰他"预识机兆"、"每有陈奏"来看，像是前者。十个月后，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去世。随着李唐政权的恢复，长安再度成为政治中心，法藏也就永远地离开了洛阳，在长安从事宗教和政治活动，继续受着几位皇帝的高度尊崇。但他已不在大崇福寺，而是在大荐福寺，很可能是为了表示同武则天划清界限。
华严宗的理论经法藏在洛阳译经、著述、宣讲而发扬光大。它的法界缘起、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等理论，对后来统治中国长达八百年的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直接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时期的洛阳人，他们完成的理学又称为洛学，从其学说产生地来推究学术思想渊源，完全可以证实，法藏之于洛阳，其影响和作用并非及身而已，而是绵延于后世，支配着后世。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