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当评委第一天，我是被他挖苦够了，老是“杨二杨二”地叫，用我不懂音乐这一点来挖苦我。我的职责本来就不需要对音乐太专业，而是评选综合素质。张东是管舞台表演。我和张东其实就是管“捞人”的，如果有人在音乐上不合格，我和张东就将他捞出来。苏醒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他被郑钧淘汰了，我对张东说，我觉得苏醒身上有一股劲。张东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将苏醒捞了回来，直到他最后成为西安赛区的总冠军。
第一天结束后，我们发了一条红领巾。那是一个搞摇滚的选手，打扮和郑钧差不多，眼镜也差不多，头上也包了一块头布。当时他唱得确实不错，但我发现他的嘴唇那儿有一块脱皮，我觉得这样的瑕疵不应该。当时我想到郑钧和张东都同意了，就说“那我也就同意吧”！我的原话是这样的，于是这张红领巾我们三个人都给他了。后来，主持人曹颖也问他嘴唇那儿是怎么回事，他说昨晚喝酒喝得很高兴，撞上了。当时我们提醒了一下他，我们是“快乐男生”，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天，有一个选手进来，叫杨沐，抱着吉他，选手一上来郑钧就说这个选手唱得特棒，但因为某某某老师不喜欢，没通过。他说话这意思好像是专让我和张东听一样。但我这人刚好不喜欢别人提醒我，给我打“预防针”！后来这个选手刚好唱的英文，英文发音极不准，我觉得昨天已经发了一个红领巾，今天应该有一个新奇的，不能再要一个弹唱歌手。
当时，郑钧又说，我是没什么了，就看杨二老师喜不喜欢你的长相了。我觉得他说话过了一点。我不是管什么长相不长相，我是管综合素质的，我说你站起来唱一首歌。选手说，我站起来唱不了歌了。我说，那你就不行了，音域太窄。那位选手好像感觉到有郑钧这个后盾，便说，杨二老师我最怕就是你，因为我长得不帅。
记得事后有个报纸采访的我，说很多人说你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只是停留在欲望和狭隘的个人体验这样的层面上，缺乏对“音乐”这个重要问题的关注，对“男色”尤其关注。而郑钧是个音乐人，自然以“声音”为重，你如何看待这个分歧？
我当时回答，我是搞市场的人，在美国做过服装生意。选什么样的人，都要应市场的需要。这是个娱乐的时代，在中国太有个性的歌手是出不来的。我选的标准是60%的声音，40%的长相，这才是综合素质。
当时我直接告诉那位选手，你长得好不好看是不重要的，我本身也不关心你好不好看。首先人要自信，要大胆地发现自己的潜能，敢于去尝试，这就是我们的“快男”所需要的！而且，帅不帅，只是一个魅力的东西。没有魅力的东西，肯定是不能迎取很多支持者！
这时候我再给这张红领巾的话，那说明我在评委席上是一点地位也没有！我不是来为郑钧工作的，也不是为了跟郑钧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大老远从长沙来到西安。我是为了全国人民选偶像来的，我必须要坚持我的原则！我在北欧那么单纯的地方生活了那么久，我的挪威王子7年里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脏话，从来没有骂过女人。我一生光明磊落，最痛恨的就是作假了。这时候，如果是“超女”的评委，大概都会说“行行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嘛。也许汉族人会这样干，但我是少数民族是不会这样干的。
走了这么多年，江湖路上我什么苦都吃过了，从来不会背叛自己的原则！这时候我绝不可能因为这点事情背叛我的原则！我当初考上音乐学院，也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学生。是因为老师真的看到了我的才华，我的有可能往前发展的这种潜能，才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才有了我的今天。我想，如果只因为郑钧是个比较重要的评委，考虑到他会生气，我就将红领巾给这个选手的话，那也代表我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当初选我进音乐学院的那个老师。
这跟红领巾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是个做人了。我是不需要靠评委工作吃饭的人，所以我不需要树立风格，我是想，真诚地说我心里的话。
我一辈子追求的，我到死的那一天，我都是真的。我做不到100%的真，我能做到90%的真，那我这辈子也没有白活，我前面40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不会在41岁这一年将自己背叛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