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都留守官
洛阳既然是唐朝的东都，也就同京师长安一样，设置了一套中央衙署。皇帝离开洛阳时，委派官吏担任东都留守，统领这套衙署，保障其正常运作，并视情况的缓急，定期或飞速向皇帝汇报工作。唐玄宗之后，皇帝不再巡幸洛阳，东都留守成为常设职务，代表中央在洛阳主持日常工作。
安史乱后，东部不稳，东都留守往往兼任防御使一职。该职务通常任用文臣，其基本条件要求两点：一是忠诚可靠，便于驾驭；二是资深望重，临事有威。贞元元年（785），唐德宗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所下制文说道："洛阳是国家的东都，帝王按时巡幸的旧制久已不再遵行，因而任命留守，以治理、安抚一方。加上淮河一带治安不稳，汝河流域常出乱子，因而增设军营，屏障东都。责任既然如此重大，就要借重于忠诚可靠的大臣，派往东夏，总领众务，执掌朝章。贾耽就是这样的人选，希望能够统率军队，安辑百姓，控制都城，贯彻纲纪，勤于职守，多做贡献，不要辜负了朝廷的重托。"长庆二年（822），唐穆宗任命韩皋为东都留守，制文也是同样的精神，说："国家的州县，一半在东夏，帝王未能以时巡幸，因而委派东都留守坐镇洛阳。不是位高望重的大臣，则不足以寄予此项重任。"有时情况紧急，东都留守也会由武臣充任，韩皋之前的陈楚就是这样。当时，汴州（治今河南省开封市）发生兵变，赶跑节度使李愿，拥立一位牙将充任，穆宗立即任命义武军（驻今河北省定州市）节度使陈楚出任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
东都留守的任命仪式相当隆重，自己的衙门也相当有派头。元和元年（806），唐宪宗批准东都留守等重要官员的除授，要入阁谢恩，面辞皇帝，而其他官员的除授，只在宣政殿南列队行拜谢礼，皇帝不接见。但后来宪宗企图缩小东都留守的事权，降低任命仪式的规格。元和三年（808），他曾一度取消东都留守所兼防御使一职，不久又加以恢复。旧制规定，任命东都留守须赐旗甲，同藩镇节度使一样。元和九年（814），他任命吕元膺时，竟无所赐。朝臣议论纷纷，认为东部形势不稳，不该降低规格，削弱吕元膺的威望。宪宗所以这样，是由于以削平藩镇为务，担心东都留守兼领兵权或威望过高，也会同跋扈藩镇一样，起而与朝廷作对。宪宗这种做法未能持久。令狐楚在大和三年（829）被唐文宗任命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姚合《和东都令狐留守相公》诗说："拜表出时传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旌旗严重临关外，寺府清深接禁中。"这是由于东都留守是第二号政治中心的首席负责人，责任重大，对他的尊重不过意味着朝廷的自尊自重。
东都留守在安史乱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曾任此职的权德舆概括为："保安洛土"，"临制东夏"。元和九年（814），洛阳南面的淮西藩镇（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自总兵权，在周围地区烧杀抢掠，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而且威胁到东都的安全。权德舆多次上疏指出事态的严重程度。当时东都留守所管将士只有3895人，其中一部分驻守洛阳附近的偃师、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登封、告成（在今登封县境内）等县，留在洛阳城内不足两千人，难以应付局面。权德舆日夜忧惧，担心洛阳的安危，再三上疏，请求增补两千兵士。
朝廷对吴元济加以宣慰、警告，迄无成效，不得不考虑诉诸武力。河北、山东地区的跋扈藩镇，为了保住共同的利益，就和淮西镇勾结，极力阻挠朝廷用兵。他们派刺客在长安谋杀主战派大臣武元衡、裴度，同时还在洛阳焚毁了河阴转运院的大量钱帛粮食，并与安史故将嵩山僧人圆净策划焚烧东都宫殿，肆行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闻讯，组织兵力，进行镇压。圆净被捕，临刑叹道："误了我的事，没有叫洛阳城流血。"这次一共镇压了数千人，为解决淮西问题奠定了基础。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负责平定了淮西镇。这对河北、山东、河南的跋扈藩镇造成极大的震慑，他们纷纷向朝廷上表，表示要输税献地、纳质入朝。安史之乱以来六十年间藩镇自除官吏、不输贡赋的局面得以扭转。
东都留守统领的中央衙署，有尚书省及所属六部、御史台、国子监等等。各州县的民众编为户籍，抄成一式四份。东都的尚书省、户部同京师长安的同名机构一样，各藏一份，按户籍征收赋税，以备皇帝巡幸时花费，减省运输之劳。东都的御史台负责监察东都留守官（京官）和洛阳地方官（外官）。开元七年（719），监察御史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主管两京以内，右巡主管两京以外，包括两京所在的地方雍州、洛州全境。开元二十五年（737），以监察御史察看两京的馆驿。大历十四年（779），两京以御史一人主管馆驿，称为馆驿使。龙朔二年（662），在东都设置国子监，号称东监。后来，又设置了国子馆、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学校，由官员管理，教师授课，培养人才。
此外，唐廷还以分司东都的散秩安置高级官员。白居易曾先后以太子左庶子、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的闲职分司东都。他住在外郭城东南隅履道里宅院里，离龙门石窟很近。会昌年间（841-846），他与龙门香山寺僧如满等人结为香火社，每每乘肩舆往来，饮酒品茶，谈禅咏古，游赏终日，因此，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得知龙门伊河中的八节滩峭石耸立，不利舟楫，曾捐资开凿，以纾缓险情。香山圣善寺的银佛像在安史乱中被叛将截取一只耳朵，他用自己的白银三锭做了添补，但佛像太大，新补的银耳比原样少数十两。会昌毁佛时，宦官奉命销毁佛像，将金银送交内库。宦官看到银耳不是原件，打听到是白居易添铸的，以为是他捣鬼，从中渔利，曾找他追索余银。白居易死后，家属遵照他的嘱咐，把他安葬在香山如满禅师的塔侧。
二、 洛阳地方行政机构
洛阳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以及辖区的范围和属县的分合省并，在李唐、武周递次统治时期，多所变化，这里只叙其大要。
洛阳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管辖洛阳市区和洛阳地区。武德四年（621），唐廷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统领洛州等九州，洛州领有河南、洛阳、偃师、巩县、阳城、缑氏、嵩阳、陆浑、伊阙等九县。五年后，洛州总管府降为洛州都督府，统领洛州等四州。贞观十八年（644），废洛州都督府。显庆二年（657），以洛阳为东都，洛州官员品阶一准长安所在地雍州。光宅元年（690），东都改称神都，此后，在市区的河南、洛阳县界，或分或改，置永昌、来庭、合宫县。开元元年（713），洛州改为河南府，到天宝年间（742-755），领有26县，十九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户，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九十三口。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变化，最高临事长官的称谓也有都督、刺史、尹等等变化。他们掌管全面工作，每年视察一次属县。其下设有少尹、别驾、长史、司马，是副长官；还有司录、录事参军，功曹、司功，仓曹、司仓，户曹、司户，兵曹、司兵，法曹、司法，士曹、司士，市令，以及执刀、白直、典狱、佐史等等属官。
洛州或河南府所领的县分为两类，一类是东都市区的县，叫做京县，一类是周围的县，叫做畿县。县的正长官叫做令，还有丞、主簿、录事、佐、史、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典狱、问事、白直、市令等等官员。官府对百姓加以社会编组，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百户为里，乡居者为村，城居者为坊。在河南、洛阳这样的京县，市民居住区是外郭城的坊里。官府用封闭式的居住结构和严格的管理，来实现联保互防、加以控制的目的。
东都的驻军是金吾卫将士，负责城区的昼夜巡警。晓鼓声起，居民才允许出动。暮鼓响后，即开始实行夜禁，要关闭坊里大门，禁止居民无证夜出。这时，金吾卫将士在各条街上巡行呼叫，暗中察探。但在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官府允许前后三天取消夜禁，敞开坊市门，听凭居民出出入入，在市区观赏燃灯娱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写的是神龙元年（705）上元节夜里洛阳观灯的情景，同时也透露出洛阳平素实行夜禁由金吾卫巡警维持治安的消息。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天津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古曲《梅花落》）。金吾不禁夜，玉漏（计时器）莫相催。"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在洛阳五凤楼前举行大型宴饮聚会活动，群众拥挤喧闹，都想凑进去分享一杯羹，金吾卫将士棍棒乱下如雨，仍然不能阻止。宦官高力士推荐河南县丞严安之果断严厉，可由他出面维持秩序。严安之到现场，以手板画地，说："谁跨过这条线就杀掉谁。"宴饮三天，围观群众都不敢逾越严安之所画界线，称之为"严公界境"。这反映出金吾卫白昼维持洛阳秩序的情况。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诗云："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张籍《洛阳行》诗云："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这两首诗反映出安史乱后皇帝不再巡幸、驻守洛阳，洛阳依然维修宫殿，严兵把守，以及城区由街鼓晨暮警众的情况。
